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
据其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
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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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
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
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白居易
据其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