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今天有什么启迪

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讨~

成王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