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古今中外许多美学家对悲剧的论述，总是具备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从幸福到苦难，从追求到幻灭，从有价值到毁灭。根据悲剧的这一基本特征，一部《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下面具体谈谈悲剧的三重意义。 一、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纵观《红楼梦》全书，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 二、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我们从书中几个女子的毁灭看到了这一点。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 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 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
正是因为被毁灭的东西有价值，在一旁观看的我们才会感到震撼与悲痛。
而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个冰清玉洁，才华横溢，情韵雅洁，美丽聪明，志行高洁的青春少女被毁灭，从而展现了深刻，刺痛灵魂的悲剧。
但是，曹雪芹作书之年，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天差地别，女人是二等公民，是男人的附庸，平俗之民如此见地，有学识的人也这样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是文化的垄断者，他们的思想水平与认识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的正统伦理价值。而贾宝玉这样的形象（指亲昵女子）只能被当做“孽根祸胎”。也就是说当时女人是不被认可的。
有必要比较一下其他古典文学对待女性的态度。地位最高的也不果是崔莺莺等为爱情而勇敢斗争的形象，其次是被侮辱值得同情的形象，再其次是供玩弄的艺妓，最卑微的就是抢劫，欺骗，拐卖的对象，甚至是淫妇。从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一样，真正带着尊敬来描写一群青年女子的个性鲜明，超凡脱俗，思想胸襟的开阔，聪明善良。而我们则在作者描绘的情节终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感她们所感，爱她们所爱，所以才会对她们的悲剧有着荡气回肠的感慨。
如果仅是这样，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为大观园女子的悲剧只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上演的闹剧，但实际的情况是，大观园中的女子，无论是身居显位的小姐，还是丫鬟，都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而她们的悲剧各自有不同的内容，有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有封建道德礼教的悲剧，有封建婢妻制度的悲剧，有赤裸裸的封建暴力凌辱女性...贾府的婢女地位比一般人家的要高很多，都要遭受非人待遇，更何况贫苦无依的平民女子？所以红楼反映的是整个时代女性的悲剧。
贾宝玉从小生活在女孩的真善美的世界中，对外界的丑恶极度反感，这种反感又转过来加深了他对女孩的依赖与尊敬。正是他对女性有着高度的尊敬，他才能深刻的感受到那些美丽的女子所受的毁害，鲁迅评价宝玉为：“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日益甚矣。”宝玉是博爱的，他将她们所有的人的悲欢哀乐荣辱得失都纳入自己的关注之中，怎么不是爱博而心劳？于是我们通过贾宝玉的眼睛，看到了大观园中的女子性格心灵之美，最主要的就是要求什么都美，要千姿百态的美，无限丰富深刻的美，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对美的粗暴和亵渎。但就是这样的美，在我们眼里陨灭了。
但身为统治阶层的贾母，王夫人，贾政等人，却丝毫看不到悲剧，他们认为她们的死都是死有余辜，命中注定，咎由自取。这强烈的反差贯穿红楼的始终，让我们一直感觉到在大观园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外，黑暗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她们，贾府中形形色色的勾当卑劣污浊，无不揭露着封建社会的黑暗。但最终，最后一点光明还是被吞噬了。红楼梦也悄然合上，而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翻滚与哀痛。

红楼梦真的是博大精深，意义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不过我尽力。
其实因为红楼梦是一本未竟之书，所以书中真正的含义并没有很清晰的表达出来，现在市面上有相当多的评论红学的书，均都各成一家，自成体系，没有统一的答案。
说法比较多的一种是作者借贾宝玉这一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抨击了当时的清朝的衰落腐朽统治，反对封建压迫。借宝黛钗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一种美好的情感。同时也借一个家族的衰落，反映当时整个社会的本质。
但其实我个人确认为应该是表述一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以及超脱这种感情去关爱这个自然，一种真正的和谐，并不仅仅是反封建
当然也有人认为，曹雪芹纯粹是感悟自己的人生，只是想怀念一下自己美好的幼年时光。也有人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学他变成个纨绔子弟……太多了，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当然，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一面，因为红楼梦被人们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美食家能看到书中宴会所用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建筑学家能在其中体会到古典的亭台楼阁的精妙，服装设计者更注重里面人物的头饰、衣着打扮，政治家可能会对里面封建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权利争算的谋术感兴趣，而社会学家也可以在其中品味到如何容纳这个社会，如何去接受别人……
对于红楼梦，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亲自读一读，真的会有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感悟，也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对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这个道理。
说了这么多，真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小说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样式之一，与社会变动、文化转型紧密相关。正是在中国遭遇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小说开始了它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传统。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知识文化界对小说投入了最大的热情，论说纵横多姿，创作极一时之盛。从戊戌到辛亥，出版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小说家陶曾佑惊叹：“咄！20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矻矻，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物何欤，则小说是。”（1）在时人的理解中，小说不但是一种文学样式，也是社会变革的利器，它不但可以写人叙事，也承载着传播新思想、表达新政见的功能。居今释古，曾被当作异端的《红楼梦》也吸引了众多的关怀和投射。诗人黄遵宪有云：“《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论其文章，宜在左、国、史、汉并妙。”（2）晚清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分裂还将继续，当那些一度声势煊赫的小说终于退回文学一隅或干脆被人忘却之后，只有《红楼梦》仍然是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中心点之一，并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代表。

《红楼梦》确是伟大的小说，但正像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如此为人称颂、事实上也被作了无数研究的《红楼梦》，迄今为止，我们却连它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不甚了了，不但作者、版本等基本问题因缺乏材料而疑窦甚多，甚至小说的主题或中心线索这些似乎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而弄清的问题，红学界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解释：家庭盛衰论、爱情悲剧论、两个世界论。前二说通行已久，后一说由余英时在1970年提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3）《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和主题线索也许不那么容易确定，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无不以其丰富的意蕴逾越概念和逻辑而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解说，但综合诸家之说，概括《红楼梦》的基本内容却是可行的。本文希望以此说明《红楼梦》为什么成为中国人如此迷恋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