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人物分析

影片中的食人魔汉尼拔、变态狂比尔，从受虐、施虐两个方面构成了全片的总情境——人类社会是一个兽类丛林。

汉尼拔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有力挑战者。影片把汉尼拔写成“盗亦有道”的一位绅士，渲染她知识渊博，机警过人的魅力，把他与社会体制的冲突，说成是魔鬼与非人的冲突，影片许多段落是从汉尼拔的叙事角度进入，诱使观众从他的立场思考问题。

高积与汉尼拔代表两种权力秩序和两种控制力量。史戴琳一方面抵抗恐怖，一方面又忍受着受虐，她是现代大众的代表，她从一个受虐者，成长为一个拯救者。她所代表的一种价值立场，既不同于高积，又不同于汉尼拔，她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左右徘徊，总情境的内在张力，正在于她的这种两难处境。

汉尼拔与比尔是大魔与小鬼的关系，比尔是受虐型犯罪人格，汉尼拔是施虐型犯罪人格。史戴琳与汉尼拔是驯服与反抗的关系，两人之间存在心理分析与反分析，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史戴琳与高积是信赖与利用关系，他们最终转为陌路、敌对关系。

高积是史戴琳的导师、长官、前辈，本应善待他的学生和下属，可是高积却不顾史戴琳的安全，把她当成破案的诱饵，送进虎口，并对他采取轻视、冷漠、歧视的态度，汉尼拔是一个食人魔，史戴琳本应是他的猎物，可是他却能欣赏她的才干，成为她的心理医生和破案导师，史戴琳对高积的代父情结幻灭，却对汉尼拔产生了依赖感。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沉默的羔羊》打破了正邪对立的传统模式。

结构的中心——女主人公内心的隐秘动机。

故事有两条主线，第一条线，史戴琳追捕野牛比尔，比尔还在继续作案，先后捕去两名女人，营救最后那名人质，成为了史戴琳非常紧迫的任务，第二条线，史戴琳被派去审讯汉尼拔，以寻找比尔的线索，为了得到比尔的情报，史戴琳用自己的心理秘密向汉尼拔换取破案线索，二人之间发展处一种危险的关系。

在两条主线之间，形成了三种关联关系：史戴琳与比尔，史戴琳与高积，史戴琳与汉尼拔。这些关系之中，史戴琳一直处在于线索交叉的中心。在这两条线和三种关联之中，有一个凝聚的中心，就是史戴琳隐瞒的行为动机。史戴琳作为一个警校女学员，为什么急于承担解救人质的责任，她为什么不惜一切向危险的罪犯吐露心理秘密？对这种隐秘动机的揭示，成为整个叙事结构的中心。

影片一开始，整个故事似乎围绕着史戴琳追捕比尔的悬念展开，随着情节的推进，真正的叙事主线才显露出来，情节的走向并不在于查出比尔的真实身份，而在于揭示史戴琳隐秘的内心动机。

黑格尔说“一切动作都起源于心灵”动作的一般性原则，是从内心动机到外部行为。《沉默的羔羊》却反而用之，由史戴琳的追凶行动，反过来探寻她隐藏的内心动机。

史戴琳向汉尼拔袒露内心隐秘的情节将观众的好奇心逐步引向女主人公隐秘的心理动机。观众期待着这样一个高潮，当这个场面出现时，史戴琳在汉尼拔面前，展示其内心情感最隐秘、最丰富的活动。史戴琳隐秘的行为动机是将不同细节、片段材料组织联系起来的磁石。

影片中，汉尼拔以提供犯罪线索为筹码，换取史戴琳的心理秘密，通过前后四次谈话，逐步揭示出在童年时代史戴琳的一只羔羊被屠宰，她渴望通过追捕罪犯，拯救人质，达到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是支持女主人公不惜一切拯救人质的心理动机，也是她对汉尼拔级依恋又抵御的复杂心理原因。

在片中，史戴琳的心灵史，以及对这段心灵秘史的追索，集中体现在了本片的主题——“沉默的羔羊”和羔羊的救赎。影片四次内心秘密的吐露，将动作与主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戏剧本质的完整运动。

每一部剧本都有它的一个总悬念，这部电影的总悬念，就是史戴琳与汉尼拔的危险关系，以及她对汉尼拔的复杂情感。

影片一开始，当史戴琳被高积教官作为诱饵，派到狱中见汉尼拔，她一下子就陷入被食人魔窥视的危险处境，史戴琳所面对的不是笼中猛兽，而是一个危险的心理学博士，她随时可能受到罪犯的心理控制和心灵伤害。

经过四次心理交锋，史戴琳的内心隐秘逐步被探知，陷入一种情感危机，最后背叛了自己的上级。史戴琳与汉尼拔的关系，究竟是医生与病人，是猛兽与猎物，还是敌手与合作伙伴？到了影片的高潮和结尾，这个悬念才得到最终的解答，史戴琳与汉尼拔危险关系的发展，成为全剧的总悬念。

在这部影片中，观众所关注的不仅是外部事件的冲突，还有内心事件的冲突，不仅有人物的命运，还有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性格表现和内心情感活动，他们关注史戴琳与汉尼拔危险的心理交流，关心两个人的心灵搏斗，关心在心灵交锋中人物内心的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