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样评价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结合作品分析？

　　沈从文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身处都市的沈从文，湘西既是一个温馨而遥远的记忆，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折射出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无动、麻木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的。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一种和“生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抽象而理想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乡土文化”的双重批判中，即在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和互为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着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沈从文希望以小说代替经典，他相信文学有力量帮助这个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秩序和道德理想，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深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这使他执著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显然，他的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它与20世纪30年代主流文学倡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根本不同，但又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民族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深掘和重铸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历史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着深沉的现代性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但沈从文的这种局限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局限性造成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学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化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自身文学的复杂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凸显了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捷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他的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等。“造境”是他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又华丽、夸张。
　　沈从文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一直坚持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足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在这一点上他既有真知灼见之处，又流露了自己文艺观的局限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任何把文学纳入政治和商业轨道的作法，都为他所鄙夷。他要求作家应该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由于沈从文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厌恶，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沈从文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
　　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身处商业活动频频的大都市，如果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很有可能陷入低级趣味，创作出的“白相文学”对艺术只能是一种堕落.
　　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渴望建立一种纯正的美学理想和原则，刺激艺术家去作“心灵的探险”，这是他文学批评理论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沈从文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他衡量作品成就高下的一种尺度，具体而言，就是他对“和谐”、“匀称”、“恰当”、“技巧”等概念的阐发和运用上。
　　沈从文是一位有见地、有信仰的批评家，他主张艺术精神独立，倡导作家的人格塑造，实践宽容、审美的批评原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繁荣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由于中国复杂思想背景的限制，这些艺术理想没能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的逻辑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扮演了悲剧的角色，长期受到冷落。但随着当代接受者文化心态的不断调整，沈从文的这份价值将变得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