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雨果悲剧中的人道主义形象

人道主义
humanism
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则是在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最初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后来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直到19世纪，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和思潮逐渐失去了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在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旗帜，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色彩。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在小说《九三年》中，雨果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书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雄伟的气势，浓烈的色彩，使这本书成为一部不朽的杰作。

《九三年》以共和军平息旺岱叛乱为中心事件， 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1793年法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前候爵朗德纳克在旺岱小镇纠集几千农民叛乱。国民公会派遣教士西穆尔登到岱旺的一支平叛部队当政治委员。这支共和军的年轻司令郭文是被作者给予美好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后来，朗德纳克被围困，他以被他劫走的三个小孩做人质，要求换取自由，被郭文断然拒绝。由于偶然原因，朗德纳克得以逃脱，当他看到三个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惨况时，人性使他回来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军手中。郭文震惊于朗德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他放走，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作为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视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德纳克的人道冲动，但国民公会的铁的纪律和他执行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私人感情。西穆尔登最终下令处死郭文，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举枪自尽。

这个跌宕起伏、摄人心魄的故事寄寓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被认为是雨果毕生追寻人道主义的自我总结。而这份以血泪培育、用生命祭奠的理想中包含了作家对革命的沉痛反思和对革命暴力的深刻考量。雨果支持革命、赞美革命，它的人道主义理想首先从肯定革命中体现出来。

在雨果眼中，资产阶级大革命把法国从封建专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巨大胜利。《九三年》里，它通过退而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的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

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郭文在临死前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雨果认为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雨果对于如何使用革命暴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寻，这在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西穆尔登是作者颇具匠心塑造的一个革命者的典型。在实践了自己对国民公会的诺言，判处郭文死刑后，他才真正感到这条法律的残酷和无情。他的死，除了难以承受的心灵痛苦之外，还源于对现实残酷多变的迷茫：昨天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今天却由他下令处死。革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为什么也对准自己的战友？雨果指出，西穆尔登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着剑一样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

郭文更多的寄托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有能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但是，当面对朗德纳克的人性回归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对付一个“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的朗德纳克，革命如果 “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最终他选择了献身于人道主义，但是郭文的回答并不是雨果的回答。作者惩罚他的错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了英国，放走了祖国的凶手”。雨果也肯定他的思考：在朗德纳克舍命就了三个小孩之后，处死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呢？在这里，雨果指出暴力并非万能，革命不仅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的人道主义与革命、进步并不对立，它不是凌驾于革命斗争之上的指挥棒，恰恰相反，雨果的人道主义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是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和革命意义的升华，是革命彻底胜利、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这就使雨果远远高于当时那些狂热迷信暴力的革命家和反对任何暴力的人道主义者。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以作为解读雨果思想的一把钥匙，他成了其后不断壮大的西方左翼思想的先驱。雨果推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赞赏一切社会进步，他的理想是结束以恶制恶，他看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痛苦，因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建立一个欧洲联邦。雨果的真正作用，是他通过文学作品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和影响。西方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人道主义思考，起自卢梭，但真正将之发扬光大的，当推雨果。二百年来，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没有消亡，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史的的确确是循着雨果理想的道路一步步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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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可与之媲美。罗曼•罗兰曾说雨果“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不仅指他的艺术成就，还指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高贵的人道主义思想。乔治•郭尼峨在分析雨果的思想时也曾经指出：“在雨果著作中寻找他的社会思想的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不断地、庄严地努力提出人民群众的贫困、失业、卖淫、被遗弃被剥削的童年、因不幸而加剧的罪恶等问题。甚至最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使刽子手们、审判官们、良心压迫者们、混帐法官们、酷刑吏们感到畏惧”。

出身贵族的雨果，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了如此撩人心弦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创作出具有如此魅力的巨著呢？从他的生平不难看出。雨果出生于1802年，1885年谢世。他一生生活的法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在浪漫的时代里，雨果也不无浪漫的气质，他写了大量的浪漫主义的诗、戏剧和小说，但是，在浪漫的背后，雨果在一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人道主义的力量。雨果从小就是一个有“爱人之心”的人。在他记事的那年，他随母亲去了西班牙，回国的途中，他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发指的景象：一座座断头台，一个个马上要受绞刑的人，一个个十字架上钉着的人的肢体。残酷的肉刑，在幼年雨果的心中种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以后他对死刑怀有一种病态的反感。雨果真诚的希望能为废除死刑尽一份力量，他认为死刑与其说有用，不如说残酷。《一个死囚的末日》是他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明确提出废黜死型，主题是教育人要有怜悯之心。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极认真的查阅文献资料，去外地考察，了解到了一些苦役犯服役的情景。从1831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法国大革命，政权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王室的争权，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使雨果大为失望，因为他要求的是和平，而路易带来的是战争；他要求的是自由，而查理倾向于专制；他要求的是富裕，而金融者给人民的只是贫困；他要求的是光明，而七月王朝给他的只是阴谋；他要求的是平等，而所有的政权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因此通过体验各种生活，他开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开始到郊外去，到贫民窟去，亲眼看一看什么是贫困，并开始下决心把这些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于是有些题材，象不公正的判刑，囚徒的赎罪，贫困的景象等，以及一些素材如关于苦役犯监狱的，关于迪涅城主教卫奥利斯大人的，关于一个可怜的妓女衣领里被粗汉塞进雪团的故事等，开始在他手中积累。加上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以及在1848年大革命前后，雨果见到了足以多的贫困、灾难以及不自由的事实，不禁使雨果抱着对人类灾难的极大同情、抱着对人类的爱，发出了长长的叹息。苦役犯比埃尔•莫兰刑满释放后，家家客店都因为他的黄色通行证而闭门不纳。终于，现世的一幕幕，引发了他思想的翰海。伟大的雨果进入了对社会的深层思考。他在《悲惨世界》序言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有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由此，这部自1828年开始构思，1845年开始动笔的巨著，终于在1862年付梓了，创作过程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作品精心塑造了挣扎于黑暗年代、社会底层、悲惨世界里的各类人物形象，如在逃的苦役犯冉阿让，失业女工芳汀，孤女珂赛特，流浪儿伽弗洛什和老植物学家马百夫等，寄寓着作家对人民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形象地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的强权统治、法律不公、贫富不均等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也正是在这些方面，表现了雨果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尤其在卞福如、冉阿让等人的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作为主教卞福如深深懂得他的职责是帮助穷人和病人，他认为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是来保护世人的灵魂的。他从不伤害一个人，甚至是损害了他的人，把人作为真正的人来看待。既然是人，就有人的尊严，他要维护这种尊严，而不是伤害它，并借此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以后改名为马德兰，当了蒙特猗市的市长。作为蒙特猗市市长的冉阿让，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为尊重人权，为被社会凌辱、遗弃的穷人主持公道，争取他们做人应有的权利，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和道德之美。当他看到失业女工芳汀含冤被警长沙威拘捕并判罚时，执意将她释放，并向沙威指出，根据实情抓住诬陷芳汀的绅士才是公正的。当沙威提醒他，芳汀将唾沫吐在他脸上，是无视市长先生，是侮辱法律时，他向沙威严厉指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冉阿让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窘迫和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既感受到过穷人连猪狗都不如的冷酷，也感受到过灵魂被拯救时的温暖。此时，他既然有为被屈辱者争取权利的机会，有救人于危难之时的机会，当然就不能放过。雨果作品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正是由于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不公平的认识，对于受迫害者的尊严的维护，对于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憧憬，这一切都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
然而，读完小说，细细咀嚼后我们看到，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完美的，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小说在有力地批判和暴露的同时，指给人们的出路却是无力的、空想的。它让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让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让马里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翻然忏悔，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弃恶从善，任何社会罪恶都可随之消逝。这无疑给他的人道主义裹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他一再申明世间存在着以沙威为代表的低级法律和以米里哀为代表的高级法律，罪恶不能靠惩罚来解决，而应以“饶恕”和“仁爱”的感化教育方式去解决。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解决阶级的矛盾，作为对付社会痼疾的武器。历史证明人道主义思想的“仁慈”、“博爱”事实上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反而会在社会斗争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反而容易成为人民精神的腐蚀剂，陷入幻想不能自拔。
第二，没能正确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上，也只能提出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主张。人道主义思想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他真诚而单纯地希望用它来使悲惨世界改变为幸福世界。在他看来，穷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劳动，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关心穷人，敌对矛盾就可以消失，社会罪恶即可随之消逝。他塑造的冉阿让以善举使得蒙特猗小城消灭了穷困和失业，变得欣欣向荣，友爱和谐，令人欣然向往。但是，这无疑带有主观唯心论的幻想色彩，是一种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他一向反对暴力，主张仁爱，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对起义进行了有如史诗般的歌颂，对起义者英勇献身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却给人民革命设计了一个失败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我矛盾的表现。
尽管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完美无瑕，带有理想主义产物的味道，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蒙上了较多的宗教神学和唯心论哲学的灰尘，始终未能正确揭示他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本质，但正如西方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绝不失历史与现实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社会历史现实，关注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并尽力参与其中为之奋斗、呐喊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正如高尔基所说：“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象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已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将永垂史册，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国内外读者的心中，给人带来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无援时的慰藉。

人道主义
humanism
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则是在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最初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后来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直到19世纪，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和思潮逐渐失去了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在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旗帜，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色彩。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在小说《九三年》中，雨果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书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雄伟的气势，浓烈的色彩，使这本书成为一部不朽的杰作。

《九三年》以共和军平息旺岱叛乱为中心事件， 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1793年法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前候爵朗德纳克在旺岱小镇纠集几千农民叛乱。国民公会派遣教士西穆尔登到岱旺的一支平叛部队当政治委员。这支共和军的年轻司令郭文是被作者给予美好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后来，朗德纳克被围困，他以被他劫走的三个小孩做人质，要求换取自由，被郭文断然拒绝。由于偶然原因，朗德纳克得以逃脱，当他看到三个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惨况时，人性使他回来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军手中。郭文震惊于朗德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他放走，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作为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视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德纳克的人道冲动，但国民公会的铁的纪律和他执行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私人感情。西穆尔登最终下令处死郭文，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举枪自尽。

这个跌宕起伏、摄人心魄的故事寄寓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被认为是雨果毕生追寻人道主义的自我总结。而这份以血泪培育、用生命祭奠的理想中包含了作家对革命的沉痛反思和对革命暴力的深刻考量。雨果支持革命、赞美革命，它的人道主义理想首先从肯定革命中体现出来。

在雨果眼中，资产阶级大革命把法国从封建专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巨大胜利。《九三年》里，它通过退而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的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

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郭文在临死前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雨果认为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雨果对于如何使用革命暴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寻，这在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西穆尔登是作者颇具匠心塑造的一个革命者的典型。在实践了自己对国民公会的诺言，判处郭文死刑后，他才真正感到这条法律的残酷和无情。他的死，除了难以承受的心灵痛苦之外，还源于对现实残酷多变的迷茫：昨天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今天却由他下令处死。革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为什么也对准自己的战友？雨果指出，西穆尔登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着剑一样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

郭文更多的寄托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有能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但是，当面对朗德纳克的人性回归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对付一个“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的朗德纳克，革命如果 “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最终他选择了献身于人道主义，但是郭文的回答并不是雨果的回答。作者惩罚他的错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了英国，放走了祖国的凶手”。雨果也肯定他的思考：在朗德纳克舍命就了三个小孩之后，处死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呢？在这里，雨果指出暴力并非万能，革命不仅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的人道主义与革命、进步并不对立，它不是凌驾于革命斗争之上的指挥棒，恰恰相反，雨果的人道主义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是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和革命意义的升华，是革命彻底胜利、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这就使雨果远远高于当时那些狂热迷信暴力的革命家和反对任何暴力的人道主义者。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以作为解读雨果思想的一把钥匙，他成了其后不断壮大的西方左翼思想的先驱。雨果推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赞赏一切社会进步，他的理想是结束以恶制恶，他看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痛苦，因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建立一个欧洲联邦。雨果的真正作用，是他通过文学作品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和影响。西方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人道主义思考，起自卢梭，但真正将之发扬光大的，当推雨果。二百年来，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没有消亡，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史的的确确是循着雨果理想的道路一步步走过来

在雨果的作品当中，人道主义思想是博爱，仁慈，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对社会未来的乐观态度，对革命意识的不同看法。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是从他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其中《悲惨世界》、《九三年》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雨果的人道主义寄托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他同情那些受压迫民族，并为他们的权利勇敢地斗争。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在他的作品当中，对下层人民所遭遇的事给予的同情，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革命的热情，但当中又表现出革命当中不合理的因素，这些无一不是在阐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