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剧情怎么和历史不一样

　　-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百名经济学家企业家中88%认为当前通胀情况严重 中央经济会议大幕将启
　　发改委强硬干预电煤谈判 北京治堵政策将出催火车市 温州义乌订单锐减背后 武汉300亿建全球第三高楼(图) 撞死5人局长车速超百公里(图) 巴曙松：11月CPI可能会高于4.8 第一时间看完影片《赵氏孤儿》后，一方面感到影片确实是一部怀抱激情并有所创新的影片；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些遗憾和疑惑之处。

　　记得陈凯歌导演说，影片《赵氏孤儿》主要是依据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的故事线索改编而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作于元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据史料可考，最初《左传》中记载的只是一个君臣矛盾的故事，“并无赵、屠两家仇杀的事迹”，《史记》等后来著述中才有了两家仇杀的线索和“搜孤救孤”的故事轮廓。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艺术化的加工和处理，将“搜孤救孤”的故事上升到了忠义与奸佞的斗争的高度，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作为忠臣义士的形象加以定位，从主题取向来讲，强化了故事的“忠义”色彩，着眼于“复仇”主题。

　　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则弱化了元杂剧故事的“忠义”色彩，更多着眼于小人物的“人性”情怀，这使整部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将程婴主动交出亲生儿子的细节(元杂剧的故事情节)改编成迫不得已承担救护赵氏孤儿的举动，这种弱化处理是合理而得体的。因为元杂剧中把一个草泽(平民)医生用亲生儿子替代皇亲国戚的孤儿被杀，刻画成天经地义的选择，实际上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之表现。现代社会中，对生命的尊重是现代人应具有的基本人格要求。因而陈凯歌将救孤的行为处理成在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下，勉力救护赵氏孤儿。这样的人物形象定位更符合情理、更具有人性的关怀。虽然程婴的孩子最终还是被摔死了，但影片没有让程婴的父亲形象失去他对自己孩子所怀抱的亲情和关爱。所以这一改编不但没有使程婴的形象受到损害，而且增添了形象的立体感和人性厚度，也使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更容易接受和产生共鸣。

　　影片对程婴妻子形象的刻画也比较成功。元杂剧中程妻的形象是湮没不彰的，影片的叙事添加了这一人物形象。程妻形象的出现为救孤的行动增添了可信度，也使情节的展开更加跌宕起伏。程妻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却没想到正因为她自作主张交出了赵氏孤儿，反而把自己和孩子送上了死亡之途。亲情与良知的比对，善良与残忍的较量，通过程妻之死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刻画。孩子被摔死，妻子被杀害的情节架构，也为程婴忍辱负重、一心复仇的人生信念提供了足够的内在驱动力。这从结尾处程婴死后，灵魂出窍游荡在街头，恍惚看到妻子抱着孩子出现在眼前的长镜头表现中能够得到印证。这个镜头与电影《寻枪》结尾处的“灵魂出窍”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问询着生命与死亡的意义。

　　但影片在形象定位和人物关系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也使我感到有些遗憾。

　　首先是对屠岸贾形象的定位，有拔高之嫌。影片力图开掘屠岸贾身上人性的一面，使其性格更为多面和复杂本无可厚非。这从影片开场着力描绘赵氏父子的强势甚至不无霸道已见端倪；再从屠岸贾表白绝不杀女人(不杀赵庄姬)，再到后来当众宣布一百个婴儿得救，一直到影片后半段收养程勃成为其干爹之后表现出来的父子情意，都意在表明屠岸贾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他也有他的自尊(譬如面对赵氏父子的冷嘲热讽)和情感(譬如对干儿子的疼爱有加)。到此为止，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影片让屠岸贾这样的人物说出“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朋友”(大意)，而且不但这样说，还真的这样做了。例如他在发现程勃乃赵氏孤儿之后仍出手相救；面对来复仇的程婴父子，仍然宽宏大量地要放程婴和程勃父子俩离开，似乎已升华到超脱俗世之争的境界。

　　这样的形象定位使人物形象的性格呈现出某种断裂性。一个谋害国君(尽管是一个昏君)、屠杀同僚家族、伤残部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专横跋扈之人，如何才能使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对此，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就因为收了一个干儿子就使其性格发生了这样的根本性转变，似乎把人性的面目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影片在拔高屠岸贾形象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矮化了以程婴为代表的忠义之士的形象，从而也影响到影片的主题意向和情感蕴涵。既然屠岸贾已转变成为一个向善之人，那么程婴父子最后的复仇反而显得狭隘了。这种模糊掉人性善恶界限的刻画，使整个影片的叙事基调发生了动摇。这也是影片最终没有达到悲剧性艺术效果的内在原因。

　　与屠岸贾这种性格转变上的走向宽容和慈悲相比，程婴的形象却显得苍白了许多。程婴带程勃投靠屠岸贾，为的是要让后者“生不如死”，这种举措既恶毒又幼稚。相对于屠岸贾对孩子的精心培养，程婴对孩子的成长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教导作用。其中关于“上学”细节的刻画特别让人迷惑不解，程婴屡次不让孩子上学，而程婴自己也没有教孩子读书认字或讲述如何做人。而在元杂剧中，屠成(即赵氏孤儿)则是白日跟着屠岸贾习武，晚上跟着程婴习文，因此才成就了文武双全的才能，也为其后的成功复仇奠定了基础。就此人物关系而言，影片的改编反不如元杂剧的设计。

　　影片结局，让年仅15岁(而元杂剧中的程勃是20岁才复仇)的程勃和程婴一块去杀屠岸贾也显得突兀和生硬。不说程勃的武功根本不能战胜对手，就是从情理上讲，他也不可能在知道真相后就骤然转变180度，虽然程婴打开尘封多年的亲生儿子房间的镜头段落有一定的震撼力。但影片对如此重大转折的处理仍然显得缺乏心理铺垫和情感基础。元杂剧中倒是在第四折用了绝大部分篇幅痛说“血泪家史”，来激发赵氏孤儿的复仇之心。相比之下，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另一点遗憾是对韩厥形象的定位。影片对韩厥的刻画有点不伦不类，似乎是个“打酱油的”，整天就干点偷偷摸摸与程婴密谈之事，一谈谈了15年；最后的一个“重大举动”就是趁屠岸贾救程勃时疏于防范，在其背后施放毒箭。与其如此，倒不如像元杂剧的选择“把这头来刎”，更像是个胸怀坦荡的汉子。

　　概括起来看，影片对元杂剧故事的取舍和改编有得有失，导演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影片也有不少亮点，但就主题取向和形象定位来看，影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可斟酌之处。当然，要把这古老的复仇故事用影像刻画出来，并且能够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使观众接受和喜爱，其难度可想而知。就这一角度讲，影片《赵氏孤儿》虽有些许不足，但陈凯歌导演的大胆尝试和艺术追求，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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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陈凯歌导演说，影片《赵氏孤儿》主要是依据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的故事线索改编而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作于元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据史料可考，最初《左传》中记载的只是一个君臣矛盾的故事，“并无赵、屠两家仇杀的事迹”，《史记》等后来著述中才有了两家仇杀的线索和“搜孤救孤”的故事轮廓。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艺术化的加工和处理，将“搜孤救孤”的故事上升到了忠义与奸佞的斗争的高度，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作为忠臣义士的形象加以定位，从主题取向来讲，强化了故事的“忠义”色彩，着眼于“复仇”主题。

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则弱化了元杂剧故事的“忠义”色彩，更多着眼于小人物的“人性”情怀，这使整部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将程婴主动交出亲生儿子的细节(元杂剧的故事情节)改编成迫不得已承担救护赵氏孤儿的举动，这种弱化处理是合理而得体的。因为元杂剧中把一个草泽(平民)医生用亲生儿子替代皇亲国戚的孤儿被杀，刻画成天经地义的选择，实际上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之表现。现代社会中，对生命的尊重是现代人应具有的基本人格要求。因而陈凯歌将救孤的行为处理成在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下，勉力救护赵氏孤儿。这样的人物形象定位更符合情理、更具有人性的关怀。虽然程婴的孩子最终还是被摔死了，但影片没有让程婴的父亲形象失去他对自己孩子所怀抱的亲情和关爱。所以这一改编不但没有使程婴的形象受到损害，而且增添了形象的立体感和人性厚度，也使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更容易接受和产生共鸣。

影片对程婴妻子形象的刻画也比较成功。元杂剧中程妻的形象是湮没不彰的，影片的叙事添加了这一人物形象。程妻形象的出现为救孤的行动增添了可信度，也使情节的展开更加跌宕起伏。程妻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却没想到正因为她自作主张交出了赵氏孤儿，反而把自己和孩子送上了死亡之途。亲情与良知的比对，善良与残忍的较量，通过程妻之死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刻画。孩子被摔死，妻子被杀害的情节架构，也为程婴忍辱负重、一心复仇的人生信念提供了足够的内在驱动力。这从结尾处程婴死后，灵魂出窍游荡在街头，恍惚看到妻子抱着孩子出现在眼前的长镜头表现中能够得到印证。这个镜头与电影《寻枪》结尾处的“灵魂出窍”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问询着生命与死亡的意义。

但影片在形象定位和人物关系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也使我感到有些遗憾。

首先是对屠岸贾形象的定位，有拔高之嫌。影片力图开掘屠岸贾身上人性的一面，使其性格更为多面和复杂本无可厚非。这从影片开场着力描绘赵氏父子的强势甚至不无霸道已见端倪；再从屠岸贾表白绝不杀女人(不杀赵庄姬)，再到后来当众宣布一百个婴儿得救，一直到影片后半段收养程勃成为其干爹之后表现出来的父子情意，都意在表明屠岸贾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他也有他的自尊(譬如面对赵氏父子的冷嘲热讽)和情感(譬如对干儿子的疼爱有加)。到此为止，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影片让屠岸贾这样的人物说出“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朋友”(大意)，而且不但这样说，还真的这样做了。例如他在发现程勃乃赵氏孤儿之后仍出手相救；面对来复仇的程婴父子，仍然宽宏大量地要放程婴和程勃父子俩离开，似乎已升华到超脱俗世之争的境界。

这样的形象定位使人物形象的性格呈现出某种断裂性。一个谋害国君(尽管是一个昏君)、屠杀同僚家族、伤残部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专横跋扈之人，如何才能使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对此，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就因为收了一个干儿子就使其性格发生了这样的根本性转变，似乎把人性的面目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影片在拔高屠岸贾形象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矮化了以程婴为代表的忠义之士的形象，从而也影响到影片的主题意向和情感蕴涵。既然屠岸贾已转变成为一个向善之人，那么程婴父子最后的复仇反而显得狭隘了。这种模糊掉人性善恶界限的刻画，使整个影片的叙事基调发生了动摇。这也是影片最终没有达到悲剧性艺术效果的内在原因。

与屠岸贾这种性格转变上的走向宽容和慈悲相比，程婴的形象却显得苍白了许多。程婴带程勃投靠屠岸贾，为的是要让后者“生不如死”，这种举措既恶毒又幼稚。相对于屠岸贾对孩子的精心培养，程婴对孩子的成长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教导作用。其中关于“上学”细节的刻画特别让人迷惑不解，程婴屡次不让孩子上学，而程婴自己也没有教孩子读书认字或讲述如何做人。而在元杂剧中，屠成(即赵氏孤儿)则是白日跟着屠岸贾习武，晚上跟着程婴习文，因此才成就了文武双全的才能，也为其后的成功复仇奠定了基础。就此人物关系而言，影片的改编反不如元杂剧的设计。

影片结局，让年仅15岁(而元杂剧中的程勃是20岁才复仇)的程勃和程婴一块去杀屠岸贾也显得突兀和生硬。不说程勃的武功根本不能战胜对手，就是从情理上讲，他也不可能在知道真相后就骤然转变180度，虽然程婴打开尘封多年的亲生儿子房间的镜头段落有一定的震撼力。但影片对如此重大转折的处理仍然显得缺乏心理铺垫和情感基础。元杂剧中倒是在第四折用了绝大部分篇幅痛说“血泪家史”，来激发赵氏孤儿的复仇之心。相比之下，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百名经济学家企业家中88%认为当前通胀情况严重 中央经济会议大幕将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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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陈凯歌导演说，影片《赵氏孤儿》主要是依据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的故事线索改编而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作于元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据史料可考，最初《左传》中记载的只是一个君臣矛盾的故事，“并无赵、屠两家仇杀的事迹”，《史记》等后来著述中才有了两家仇杀的线索和“搜孤救孤”的故事轮廓。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艺术化的加工和处理，将“搜孤救孤”的故事上升到了忠义与奸佞的斗争的高度，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作为忠臣义士的形象加以定位，从主题取向来讲，强化了故事的“忠义”色彩，着眼于“复仇”主题。

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则弱化了元杂剧故事的“忠义”色彩，更多着眼于小人物的“人性”情怀，这使整部影片的人物形象刻画更具有当代艺术叙事的复杂性和情感性，而不是单纯带有符号化脸谱的舞台人物(或忠义或邪恶)形象的影像再现。同时影片立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无疑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大众情怀和艺术趣味，显示出导演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

影片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将程婴主动交出亲生儿子的细节(元杂剧的故事情节)改编成迫不得已承担救护赵氏孤儿的举动，这种弱化处理是合理而得体的。因为元杂剧中把一个草泽(平民)医生用亲生儿子替代皇亲国戚的孤儿被杀，刻画成天经地义的选择，实际上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之表现。现代社会中，对生命的尊重是现代人应具有的基本人格要求。因而陈凯歌将救孤的行为处理成在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下，勉力救护赵氏孤儿。这样的人物形象定位更符合情理、更具有人性的关怀。虽然程婴的孩子最终还是被摔死了，但影片没有让程婴的父亲形象失去他对自己孩子所怀抱的亲情和关爱。所以这一改编不但没有使程婴的形象受到损害，而且增添了形象的立体感和人性厚度，也使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更容易接受和产生共鸣。

影片对程婴妻子形象的刻画也比较成功。元杂剧中程妻的形象是湮没不彰的，影片的叙事添加了这一人物形象。程妻形象的出现为救孤的行动增添了可信度，也使情节的展开更加跌宕起伏。程妻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却没想到正因为她自作主张交出了赵氏孤儿，反而把自己和孩子送上了死亡之途。亲情与良知的比对，善良与残忍的较量，通过程妻之死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刻画。孩子被摔死，妻子被杀害的情节架构，也为程婴忍辱负重、一心复仇的人生信念提供了足够的内在驱动力。这从结尾处程婴死后，灵魂出窍游荡在街头，恍惚看到妻子抱着孩子出现在眼前的长镜头表现中能够得到印证。这个镜头与电影《寻枪》结尾处的“灵魂出窍”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问询着生命与死亡的意义。

但影片在形象定位和人物关系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也使我感到有些遗憾。

首先是对屠岸贾形象的定位，有拔高之嫌。影片力图开掘屠岸贾身上人性的一面，使其性格更为多面和复杂本无可厚非。这从影片开场着力描绘赵氏父子的强势甚至不无霸道已见端倪；再从屠岸贾表白绝不杀女人(不杀赵庄姬)，再到后来当众宣布一百个婴儿得救，一直到影片后半段收养程勃成为其干爹之后表现出来的父子情意，都意在表明屠岸贾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他也有他的自尊(譬如面对赵氏父子的冷嘲热讽)和情感(譬如对干儿子的疼爱有加)。到此为止，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影片让屠岸贾这样的人物说出“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朋友”(大意)，而且不但这样说，还真的这样做了。例如他在发现程勃乃赵氏孤儿之后仍出手相救；面对来复仇的程婴父子，仍然宽宏大量地要放程婴和程勃父子俩离开，似乎已升华到超脱俗世之争的境界。

这样的形象定位使人物形象的性格呈现出某种断裂性。一个谋害国君(尽管是一个昏君)、屠杀同僚家族、伤残部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专横跋扈之人，如何才能使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对此，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就因为收了一个干儿子就使其性格发生了这样的根本性转变，似乎把人性的面目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影片在拔高屠岸贾形象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矮化了以程婴为代表的忠义之士的形象，从而也影响到影片的主题意向和情感蕴涵。既然屠岸贾已转变成为一个向善之人，那么程婴父子最后的复仇反而显得狭隘了。这种模糊掉人性善恶界限的刻画，使整个影片的叙事基调发生了动摇。这也是影片最终没有达到悲剧性艺术效果的内在原因。

与屠岸贾这种性格转变上的走向宽容和慈悲相比，程婴的形象却显得苍白了许多。程婴带程勃投靠屠岸贾，为的是要让后者“生不如死”，这种举措既恶毒又幼稚。相对于屠岸贾对孩子的精心培养，程婴对孩子的成长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教导作用。其中关于“上学”细节的刻画特别让人迷惑不解，程婴屡次不让孩子上学，而程婴自己也没有教孩子读书认字或讲述如何做人。而在元杂剧中，屠成(即赵氏孤儿)则是白日跟着屠岸贾习武，晚上跟着程婴习文，因此才成就了文武双全的才能，也为其后的成功复仇奠定了基础。就此人物关系而言，影片的改编反不如元杂剧的设计。

影片结局，让年仅15岁(而元杂剧中的程勃是20岁才复仇)的程勃和程婴一块去杀屠岸贾也显得突兀和生硬。不说程勃的武功根本不能战胜对手，就是从情理上讲，他也不可能在知道真相后就骤然转变180度，虽然程婴打开尘封多年的亲生儿子房间的镜头段落有一定的震撼力。但影片对如此重大转折的处理仍然显得缺乏心理铺垫和情感基础。元杂剧中倒是在第四折用了绝大部分篇幅痛说“血泪家史”，来激发赵氏孤儿的复仇之心。相比之下，影片的仓促与匆忙，使程勃的复仇显得非常无力。由此也想到，中国电影大片在叙事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观照和深入的开掘，因此往往造成影片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刻画缺少足够的叙事张力和深层的想象空间。

另一点遗憾是对韩厥形象的定位。影片对韩厥的刻画有点不伦不类，似乎是个“打酱油的”，整天就干点偷偷摸摸与程婴密谈之事，一谈谈了15年；最后的一个“重大举动”就是趁屠岸贾救程勃时疏于防范，在其背后施放毒箭。与其如此，倒不如像元杂剧的选择“把这头来刎”，更像是个胸怀坦荡的汉子。

概括起来看，影片对元杂剧故事的取舍和改编有得有失，导演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影片也有不少亮点，但就主题取向和形象定位来看，影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可斟酌之处。当然，要把这古老的复仇故事用影像刻画出来，并且能够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使观众接受和喜爱，其难度可想而知。就这一角度讲，影片《赵氏孤儿》虽有些许不足，但陈凯歌导演的大胆尝试和艺术追求，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概括起来看，影片对元杂剧故事的取舍和改编有得有失，导演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影片也有不少亮点，但就主题取向和形象定位来看，影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可斟酌之处。当然，要把这古老的复仇故事用影像刻画出来，并且能够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使观众接受和喜爱，其难度可想而知。就这一角度讲，影片《赵氏孤儿》虽有些许不足，但陈凯歌导演的大胆尝试和艺术追求，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赵氏孤儿本身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历史故事。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不可能完全的表现出来，不想电视剧可以有很多集，可以慢慢表达自己的思想，电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表现一个故事，所以根据导演和编剧的要求，就会在故事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来表现主题，因此，电影就会和历史故事出现差别。

的确是不一样的，不过个人觉得历史更要悲壮一些。历史主要侧重表达公孙杵臼和程婴对旧友的忠诚，程婴是忍辱负重把赵武（即程勃）抚养长大报仇之后自杀的。电影，说实话，恕我文化底蕴不够，确实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你看到那部历史片（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剧情和历史完全一模一样的。

另外顺便说一下，你看到的历史也不过是历史上某位史官的记载，由于视角，观点，资料的限制，他看到并记录下来的和历史的真相也不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