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分析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

　　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例如：关关雎鸠 那一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比兴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