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文学地位,在汉代即得以彰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现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着《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
另外,屈原的艺术创造,为他赢得了后世的不尽知音。他以一人之力,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除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个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的代表者,影响后世的诗有三百多首,鲁迅也称赞他“逸响伟辞,卓绝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