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著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