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有意思的问题。五更天相当于清晨的5点到7点，至少我知道在清朝的早朝时间是这样的（因为清朝的历任皇帝大都比较勤奋），都要五更上朝，那时皇帝和大臣确实比较辛苦，有的家住的远的担心迟到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其实早朝制度也不是绝对的，要看皇帝自己是否亲政和勤勉。最著名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23年没有上朝，虽然他不来，但是政务还要办，大臣们还是要来的，只不过我想时间可能不会那么早了。
转一篇相关的研究文章，虽然比较长，但还是长见识的，耐心看看：
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还有，时间表也可能因为国家是在和平时期或处于危急状况而有所改变[1]。夏天的时间表和冬天的时间表也会有季节性的差异。并且，即便正常的时间表也不能永远同样严格忠实地遵守。一个懒惰的统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日夜不休地工作。记录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开始描述讨论时间表的正常实施情形。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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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时期，官员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参考《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15。
[2] 例子见《汉书》卷46，页11下；卷50，页12上；又见《后汉书》卷74，页3下。
[3] 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123，页37下—38上，载梁刘孝绰“旬假”诗；又载隋江总诗，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总原仕于陈，但这首诗可能在隋代时作。
[4] 《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82，页1518—1521；《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3]。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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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页351—353。
[2] 《说文》对“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定义“吏以铺时听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参见《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下，页6643下—6647上。
[3] 《后汉书》卷106，页12上。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1]。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4]。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5]。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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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83，页4上—5上。
[2] 《太平御览》卷634，页2下。
[3]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页732—735。
[4] 《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4上。
[5] 《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1]。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2]。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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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43，页1235—1236；《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92，页1上—6下。
[2] 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遗》，页736—749。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1]。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2]。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一个地方衙门，就像皇帝的宫殿，在前面有大门和庭院，两侧有警卫和属僚用的小户间，大堂相当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来执行仪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当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后殿)，主要用来完成每日的职务。在一个小衙门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为签押房。这个私人的办公室或事务室，官员可以用来阅览公文，也可以和他的亲信幕僚商谈，无论是在上午例常的办公时间，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时刻。皇帝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指定一个内殿或事务室，虽然不称为签押房。衙门后面的部分，用作长官家庭的住所，相当于皇帝后妃的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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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卷5，页115—116；《大清会典事例》卷296，页l上—2上。
[2] 皇帝可以要求官员在丁忧结束以前回复原来的职位，称为夺情起复(或简称起复)，但只有在军机紧急时才能如此。大致说来，唐、宋时期使用这个方法要较后代为多。
[3] 地方政府衙门的肄筑设计图常见于地方志。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1]。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2]，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州县事宜》要求他们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3]。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頫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在赵孟頫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4]。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5]。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6]。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7]。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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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会的日子和时间的规定，见各朝的法令，如《唐会要》卷24，页455—458。清代朝会的简略叙述，见震钧《天咫偶闻》(1907)卷1，页2下—4上。
[2] 宦海指南本，页9下—10上。
[3]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2卷(1941)10期，页73—74。
[4] 《元史》卷172，页6上。
[5] 大庭修，“汉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升进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2卷(1955)3号，页14—28。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 Vol．I(1955)，p．47。
[6] 《通制条格》卷14，页5。
[7] 《唐全要》卷82，页1516。
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号[1]。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2]，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 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 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3]，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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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梦溪笔谈》(《四部丛刊》本)卷23，页5下—6上。
[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十四，页41下。
[3] 《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页6。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1]。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2](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3]。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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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的学生必须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试，《唐令拾遗》，页274—276。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国子监学生的例假(《南痈志》卷9，页4；《国子监志》卷43，页21上)。
[2] 《全后汉文》卷47，页1上—8上。
[3]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1937)，页815。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1]。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2]。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3]。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4]。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明朝最勤奋的皇帝应该是亡国君崇祯皇帝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崇祯雄心壮志,立志做个中兴之主,每日批改各地周折到凌晨1,2点是很常见的,每日早朝必到.比明朝开国皇帝老朱还要勤奋,可是崇祯志大才疏,虽然勤奋但是还是逃不了亡国的命运.
大概是卯时（早晨六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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