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什么思想特色

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节选）

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于本世纪初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这是有它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的。经历了家境破落和接受了如《朝花夕拾•琐记》中所写的那种晚清学堂教育的青年，怀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来到了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热忱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那里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吸收了丰富的近代思想文化的养料。他接触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最早向中国介绍了镭的发现、进化论和生命发展学说，同时也接触和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又从广泛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情绪和愿望；更重要的是但是日本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中心，鲁迅十分关心地注释和思考了正在热烈展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确立了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献身于社会变革与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向。但与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从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出对改造中国社会最有实效的思想武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一方面，必须“洞达世界之大势”，“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外来思想，努力促进思想的现代化，反对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深求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对外来思想加以选择与改造，实现外来思想的民族化，反对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正是在这个“如何对待外来思潮”的严峻问题上，鲁迅开始形成了他的注重中古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考察问题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样，如同一切向西方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接受了外国思想文化的广泛影响；但不同的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从为全面地无条件地肯定任何一种外来西乡是中国应该遵循的真理，他对各种外来思想都采取了一种有所取舍的批判态度，面对这种取舍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其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曾赠过鲁迅一副联语，是“脱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有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5）。确实，鲁迅在日本时期接触了尼采哲学与托尔斯泰的叙说，并且从那里汲取了“重新固定价值”、“偶像破坏”的思想（16），因为这是中国人民挣脱封建主义罗网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但是，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将拜沦与尼采作了对比，批判尼采“欲自强面并颂强者”的思想；在《随感录六十一》里他又强调“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反对托尔斯泰式的“布施”、恩赐“的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有害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鲁迅对待许多外来思想都是这样，他总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将多元的庞杂的外来思想有选择地巧妙地服务于显示斗争，使之在现实斗争中经过改造和扬弃，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思想。我们很难用外来的某一思想体系来概括这样新的思想，只能如实地把它叫做“鲁迅思想”。正因为鲁迅思想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所以尽管鲁迅前期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对社会考察和实践的基础上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孙中山时曾经指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宇宙观不同但是，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7）。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中也对孙中山“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洋进步的严肃的思想家尽管从世界观、从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上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重要尊重客观现实，从世界出发加以分析，在句问题上，完全可以达到基本正确的结论。鲁迅正是这样，由于他严肃考察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使他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异常深刻与正确，在局部范围内可以说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如他对妇女解放的认识，对“费厄泼赖”的批判等等。因此鲁迅前期的著作同样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较之同时期的民主主义者深刻得多，而比一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更为成熟。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液化司一种外来思想。鲁迅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无疑对鲁迅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鲁迅并没有立刻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有些冷淡，并且怀疑。“（18）鲁迅这里所讲的“怀疑”，表明他还没有把握来确认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检验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学要。在未经过他自己确信的事实的检验和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鲁迅宁愿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鲁迅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绝不是“凝固的东西”（19）因而他也绝不愿把自己的思想（包括自己的“怀疑”）凝固化。他总是爱不断地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思想，纠正那些不符合革命发展需要、已被事实证明是偏颇或错误的东西。鲁迅正是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活动，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用中国社会实际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思想加以认真地检验，并无情地揭破自己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求，他终于在二十年代后期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宣布马克思主义为最切合中国社会与革命需要的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极直捷可靠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20）。鲁迅的这一结论既不是赶时髦，也不是从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推演的结果，而是他从现实出发自觉努力的积累，是他总结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他前期思想在新形式下必然导致的逻辑发展。如果没有他一贯坚持的事实为根据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不会有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所以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与他自己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实践紧密结合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21）。因此尽管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当他一旦接受了以后就十分坚决，从不动摇，并且表现出极大的成熟性。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能够准确地运用它来指导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实践；他的全部活动说明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奠基者。
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凝固化。他反对头脑像“阴沉木做的”思想僵化，认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22）；他既反对国粹主义的老八股和崇洋媚外的“西崽相”式的洋教条，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八股化的教条主义。例如他提出过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在1934年抗日高潮中，他甚至提出了要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23）；关键在于自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24）。对于真正的崇洋媚外的洋教条，鲁迅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一针见血得指出了当时某些倡导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蜜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得运用了。”（25）1933年又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说：“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其实的运用可许所求的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遍公式，往一切事物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26）这种“新八股”的基本特征就是理论与实际分离，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鲁迅后期针对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实质，就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的结合，探求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道路。在探求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鲁迅就是这一传统的一个伟大开创者。

注释：
（15）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16）鲁迅 ：《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等文章。
（1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8）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9）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20）鲁迅：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
（2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2）（26）鲁迅《伪自由书•透底》。
（23）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24）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25）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

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于本世纪初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这是有它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的。经历了家境破落和接受了如《朝花夕拾•琐记》中所写的那种晚清学堂教育的青年，怀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来到了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热忱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那里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吸收了丰富的近代思想文化的养料。他接触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最早向中国介绍了镭的发现、进化论和生命发展学说，同时也接触和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又从广泛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情绪和愿望；更重要的是但是日本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中心，鲁迅十分关心地注释和思考了正在热烈展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确立了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献身于社会变革与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向。但与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从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出对改造中国社会最有实效的思想武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一方面，必须“洞达世界之大势”，“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外来思想，努力促进思想的现代化，反对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深求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对外来思想加以选择与改造，实现外来思想的民族化，反对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正是在这个“如何对待外来思潮”的严峻问题上，鲁迅开始形成了他的注重中古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考察问题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样，如同一切向西方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接受了外国思想文化的广泛影响；但不同的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从为全面地无条件地肯定任何一种外来西乡是中国应该遵循的真理，他对各种外来思想都采取了一种有所取舍的批判态度，面对这种取舍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其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曾赠过鲁迅一副联语，是“脱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有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5）。确实，鲁迅在日本时期接触了尼采哲学与托尔斯泰的叙说，并且从那里汲取了“重新固定价值”、“偶像破坏”的思想（16），因为这是中国人民挣脱封建主义罗网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但是，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将拜沦与尼采作了对比，批判尼采“欲自强面并颂强者”的思想；在《随感录六十一》里他又强调“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反对托尔斯泰式的“布施”、恩赐“的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有害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鲁迅对待许多外来思想都是这样，他总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将多元的庞杂的外来思想有选择地巧妙地服务于显示斗争，使之在现实斗争中经过改造和扬弃，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思想。我们很难用外来的某一思想体系来概括这样新的思想，只能如实地把它叫做“鲁迅思想”。正因为鲁迅思想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所以尽管鲁迅前期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对社会考察和实践的基础上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孙中山时曾经指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宇宙观不同但是，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7）。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中也对孙中山“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洋进步的严肃的思想家尽管从世界观、从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上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重要尊重客观现实，从世界出发加以分析，在句问题上，完全可以达到基本正确的结论。鲁迅正是这样，由于他严肃考察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使他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异常深刻与正确，在局部范围内可以说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如他对妇女解放的认识，对“费厄泼赖”的批判等等。因此鲁迅前期的著作同样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较之同时期的民主主义者深刻得多，而比一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更为成熟。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液化司一种外来思想。鲁迅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无疑对鲁迅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鲁迅并没有立刻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有些冷淡，并且怀疑。“（18）鲁迅这里所讲的“怀疑”，表明他还没有把握来确认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检验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学要。在未经过他自己确信的事实的检验和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鲁迅宁愿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鲁迅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绝不是“凝固的东西”（19）因而他也绝不愿把自己的思想（包括自己的“怀疑”）凝固化。他总是爱不断地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思想，纠正那些不符合革命发展需要、已被事实证明是偏颇或错误的东西。鲁迅正是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活动，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用中国社会实际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思想加以认真地检验，并无情地揭破自己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求，他终于在二十年代后期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宣布马克思主义为最切合中国社会与革命需要的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极直捷可靠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20）。鲁迅的这一结论既不是赶时髦，也不是从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推演的结果，而是他从现实出发自觉努力的积累，是他总结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他前期思想在新形式下必然导致的逻辑发展。如果没有他一贯坚持的事实为根据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不会有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所以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与他自己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实践紧密结合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21）。因此尽管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当他一旦接受了以后就十分坚决，从不动摇，并且表现出极大的成熟性。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能够准确地运用它来指导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实践；他的全部活动说明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奠基者。
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凝固化。他反对头脑像“阴沉木做的”思想僵化，认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22）；他既反对国粹主义的老八股和崇洋媚外的“西崽相”式的洋教条，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八股化的教条主义。例如他提出过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在1934年抗日高潮中，他甚至提出了要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23）；关键在于自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24）。对于真正的崇洋媚外的洋教条，鲁迅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一针见血得指出了当时某些倡导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蜜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得运用了。”（25）1933年又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说：“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其实的运用可许所求的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遍公式，往一切事物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26）这种“新八股”的基本特征就是理论与实际分离，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鲁迅后期针对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实质，就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的结合，探求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道路。在探求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鲁迅就是这一传统的一个伟大开创者。

亲，好么

笔锋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