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还是旧的好：《新青年》新道德误入歧途

《新青年》自创刊伊始，即纠结于文化、思想和道德上的新与旧，并一面倒地弃旧扬新。1919年《新青年》七卷一号上的《调和论与旧道德》(陈独秀)就是把题目上的旧道德当做批判对象。还是在1916年，《新青年》即有《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伦理的觉悟”。三年过去，陈独秀觉悟的是什么呢：“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社会种种罪恶“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因而“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便定格为《新青年》最后的觉悟。这其中苏俄的影响弥漫可见，但《新青年》把它看成了文明与道德的新大陆，抱住不放，以至沉沦。
几乎就任一对象而言，新旧大体同时，它是一个自然顺序。但陈认为新的既出，旧的即当淘汰。一个社会之所以会新旧并存，“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因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新青年》自恃其新，对那种鼓吹“道德是旧的好”的论调展开批判，免得它误导青年。虽然，该文没有具指鼓吹旧道德和调和论的是谁，但，了解上个世纪前二十年历史的人知道，还是在《新青年》以前的梁任公时代，梁氏本人就是一个不拒新学亦不斥旧学的文化调和论者。当然，《新青年》是看不起梁任公的，还是在那篇最后觉悟的文章中，陈有这样的评价：“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说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这里，政治且不论，我们就不妨看看被陈视为肤浅的梁任公，是如何谈论旧道德和调和论的吧。
还是在1902年，梁任公作《新民说》。《新民说》和《新青年》都标举其新，但质地不一。后者对旧全盘否弃，但任公不然，他在解释新民时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里的“本有”就包含《新青年》务欲尽除的旧道德。《新民说》谈道德有两篇，先出炉的是“论公德”，而后又有“论私德”。如果公德篇含有一定的危险(这世界没有公德，只有私德，后者外推于公共对象即公德)，任公不久即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私德所论，不仅纠偏，其所褒扬，恰恰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旧道德。任公声称：“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他不但指出“私德之堕落”首先便是“由于专制制度之陶铸也”;更弘扬儒家私德者三：一正本，二慎独，三谨小。认为：“今日所侍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
梁任公的新民道路除了汲取西洋新学之外，另外一条途径非但不弃旧，反而要推陈出新。如此新旧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健康完整的人格。这正是后来《新青年》反对的调和论。但梁任公很公允地指出“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们在运用时往往会偏取，于是冲突。任公的态度是“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并认为“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是也。”他甚至这样比喻进取与保守间的关系：“譬之蹞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由此可见，任公的新民之道不搞新旧排斥，不搞二元对立;而是新旧调和，并相互配合。
然而，梁任公的时代是20世纪前十年，后十年即为《新青年》时代。后一时代是对前一时代的否定，无论在政治哲学、伦理哲学还是文化哲学上，都有一个新旧问题。《新青年》不但颠覆梁任公，而且全盘否定旧文化，乃至旧道德。儒家伦理就是《新青年》一再批判的对象，它把三纲五常一股脑安在孔子身上。然而，在知识学上，三纲本自法家，孔儒才是五常。三纲固可批，五常岂能弃。常者，恒也。在人伦关系上，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如果“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那么，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便“共三光而永光”。伦理无分新旧，即使强分，道德还是旧的好。至于《新青年》提倡的“互助、富于同情心”等，原本就是古老的旧道德。但新文化连同三纲带五常，囫囵猛批，结果倒下去的不是三纲是五常。如果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五常可言，也不会是连基本诚信都没有的一派乱象。《新青年》打倒了它所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旧道德(其语言是“彻底消灭”)，提倡苏俄以公有制为名头的新道德(语言为“彻底发达”)。两个彻底，便彻底把由它启动的历史带入万劫不复。
梁任公等人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士绅”，《新青年》等人则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观其大体，两者庶几不能比。如果我们一边读“饮冰室”，一边读《新青年》，便可以知道什么叫“瓦釜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