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至人死亡给人顶包后查出来了会怎样

犯罪嫌疑人王某酒后无证驾驶一辆借来的桑塔纳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将停在马路边擦洗自行车的马某连人带车撞出十余米远，致马某当场死亡。肇事后，王某担心会因此丢官坐牢，在逃离现场后即与其小舅子徐某商量，并找来其做生意且有驾照的堂兄李某，让李某到公安机关投案替他顶罪。此案后经群众举报而真相大白。
法院在受理本案中，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一开始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对王某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在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已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征，找人顶罪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延续，作为一种恶劣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王某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理由是，王某的行为已符合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交通肇事和指使他人为自己顶罪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侵害的是两种犯罪客体，不符合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条件，故应当数罪并罚。
最后，合议庭达成了一致，赞同第二种意见。本案中对于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王某找人顶罪的行为是否应该包含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之中；二是这种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妨害作证罪；三是这两种行为是否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
合议庭认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应该妄自扩大它的内涵，将行为人在逃离事故现场之后做出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需要单独评价的行为也归入其中。更何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本应履行由此带来的报警、抢救伤员或财产、维护现场等附随义务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果行为人选择了“逃离事故现场”的方式来逃避法律追究，不仅不利于事故的处理，而且也体现了行为人对他人生命财产和法律法规尊严的蔑视，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法律才将此情节列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目的就是为了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任意扩大“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内涵是不妥的。另外，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的逻辑思维，那么，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将现场目击证人杀死灭口的行为不也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延续吗？很显然，交通肇事罪的刑期无法包容故意杀人行为并以一罪处罚，所以，第一种意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次，合议庭再来分析王某的行为是否已构成妨害作证罪。所谓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王某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惩处而唆使交通肇事案的案外人李某到公安机关作自认其罪的虚假证明，以掩盖自己罪行的行为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第一，王某是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第二，王某明知自己找人替自己顶罪的行为会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侵害李某依法作证的权利，但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和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又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上是一种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第三，王某的行为确实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他人依法作证的权利，若非群众举报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就会造成错案；第四，客观方面王某实施了指使他人（即李某）作假证的行为。所以，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
最后，合议庭再来分析对本案中的交通肇事行为和妨害作证行为是该按一罪处罚还是该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理论，数行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种类有如下几种：惯犯、结合犯、连续犯、吸收犯、牵连犯。很显然这两种行为不属于惯犯、结合犯、连续犯。所谓吸收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吸收犯的最后一个特征可以判断，本案中的两个行为不符合吸收犯的特征，因为本案中的妨害作证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至于牵连犯，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不可能构成牵连犯。因此，本案中的两行为不能以一罪处罚。
综上所述，法院对王某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同时赔偿被害人亲属各项经济损失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