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人生》-书评 池莉是当代一位优秀作家，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所熟知的。池莉的《烦恼人生》是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而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的。与《烦恼人生》一并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的还有方方的《风景》，以及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等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新写实”小说有着比较一致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那就是：密切关注凡俗、琐屑而又无奈的生存状态，极力抹平艺术与生活的沮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揭示人生的本相与原态。这些特点，在《烦恼人生》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一“新写实小说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1]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摆脱了以往歌颂或批判的模式，进入了纯粹属于文学的叙事状态。小说以实证的方式考察生活，以实录的方式复现生活，时时刻刻警惕任何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设，拒绝一切按主体意愿杜撰生活，拒绝形而上的平面化叙事手法描述了“毛茸茸”的现代都市最普通人物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对普通人平凡人生的有力捍卫。《烦恼人生》以其特有的琐屑、平淡、鸡毛蒜皮的罗列和不故作小人物状的朴实展现了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困窘、辛酸和艰辛，真正搔到了生活的痒处、痛处、烦心处、苦恼处。《烦恼人生》虽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更象一部新闻记实短片，长长的镜头聚焦于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他的烦恼正代表着那个群体千千万万人内心压抑的苦恼，那烦恼本身锥心隐痛，却又无能为力。烦恼与木然的生活摩擦，生出无端的矛盾，形成一种悲哀。作者没有去写哈姆雷特的悲哀，那样的悲哀又几人有？在《烦恼人生》中，池莉以平静、冷峻的写实风格，极力仿真平民世界中艰难的生活现状，表现着他们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在生活层面的描写上，池莉用“奔跑”框定了人生的基本姿态。主人公印家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对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但他一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奔忙，从凌晨一直马不停蹄地跑到深夜。印家厚在这种无暇喘息的奔忙中显得渺小、无奈、孤立无援、处处受制约，始终置于生活的困窘和烦恼之中。纵然如此，他依然无法主宰生活中的一切。随着空间的不断转换，他不断地变换着父亲、丈夫、儿子、邻居、工人、情人、女婿、乘客、拆迁户等身份。同时也经历了许多烦恼，既是生计的烦恼，也是生命的烦恼；既属于他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特定时期的。从印家厚的烦恼中，不只感到了他个人生活的困窘，生命的焦灼，心灵的疲惫，还感受到了人类某些共通的困扰。那单调的、漫长的、周而复始的人生之路，那生命力点点滴滴无可奈何的耗损，是当今这个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人们所难以超越和摆脱的。惟其如此，人物那善良的心地，那烦恼中并不放弃的追求，才显得实实在在，既让人深思，也让人感动。这正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现实的此岸：“不再是苦海中的涉渡，不再是朝向黄金彼岸的畅想；而是一幅困窘而丰满、琐屑而真切的市井众生图。不是被击毁的海市蜃楼背后显现出的肮脏世相，而是果敢撕碎的虚幻景片的裂隙间呈现出的现实人生。”[2]这份烦恼人生不仅别无选择、不可逾越，而且是他——印家厚一个普通人的全部拥有和财富。“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目，‘新写实’作家总是力图将叙事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流水帐’式的‘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使当下此时的真实’（池莉语）凸现出来。”[3]（P182）《烦恼人生》将印家厚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巨细无遗地以原始记录的风格显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生活流”的创作特点。小说第一句是“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就把这一家一天的那种忙乱揭示了出来：生存空间的狭仄，生活和工作的紧张忙碌。小说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儿子摔下床时的一声哭叫，惊醒了印家厚的睡梦写起，然后是排队上厕所，带孩子赶轮渡，上班工作评奖金，买生日礼物，读朋友来信，下班后忙家务，直到深夜才休息。在这一天中他遇到了许多事情“公共卫生间两个十户人家共用，一起床就得为上厕所、洗漱伤脑筋；挤公交时被一个姑娘骂为“流氓”；因迟到一分半钟只得了五元钱的月奖；徒弟雅丽、幼师晓芬、初恋情人聂玲所激起的心灵震荡与感慨；食堂就餐时扒出了半条青虫；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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