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十分明确的回答。 首先,这取决于地理环境:中华文明诞生于内陆地区,属于十分典型的农业文化。中华文明,起源于地理范围较为广泛的内陆,且自然环境并不能充分的使农业得到十分充裕的发展,因而农业生产经常处于刚好温饱但又不能安逸的状态,这就造就了中国人原始的勤劳和生生不息;而对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地理位置偏低,自然生产环境较好,使其农业生产易于处于温饱且富裕并安逸的状态。 其次,就成型细节来说,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并不是像其余三大文明那样在重要的河流旁边,也并不是说就像我们教科书上接触到的就是诞生于黄河大曲之处,而是诞生于黄河的支流或是支流与黄河的交界处(称为汭),这就是原始的小文化圈,之后由于生产的不富足和民众的勤劳,便开始逐渐向外扩展,由此互相交融,才开始形成巨大的中华文化圈。这种形成方式决定了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但是其余三大故国就不一样,而是基本上直接诞生于主要河流旁边---这之中又有巴比伦王国有些特殊,诞生于两天主要河流的交汇处--这就使其余三大文明原生上就带有一定的脆弱性。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带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多样化,但是,其余三大文明则相对单一封闭所以其生命力相对就较为脆弱,易于断层乃至消失。 综上我们看到,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带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文化圈多样而且易于融合,这就易于使内部问题得到较为好的解决,从而促进中华内部各族变成一个交织相融的统一国家;二、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带有了勤劳勇敢积极进取的特征,因而文明发展能够不断积淀而且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创新,也因而即便是被异族所侵,也不会被异族所灭--因为文明文化的高度优秀则会抵消种族的隔阂;三、正因为周继红花文明一开始就具有积极进取勤劳勇敢的特征,因而在文明前进的道路上,中华文明看似垂垂老矣却总是能显示出勃勃的生机来。 但是,以上只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的。此外还有因为文明的产生于人众之间的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民族和政治。由于中华一开始就开始了文化圈乃至民族的融合,那么家国意识就开始根植在了民族和家国的思想中。所以,当外族入侵之后,并不能彻底征服中华,完全相反的是,反而被“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又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一次新生;但是其余三大古国则与此不同,以希腊为例: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始祖,结果却被罗马所灭,之后罗马又为日耳曼人所灭,在这之中我们清晰的看到,这里所灭亡的不仅是种族,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断层的。---从这民族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文明向来没有断层过,而其余三大古国却是一次新兴扑灭又一次新兴,文化的继承基本毫无可言,相反却有着极为明显的断层和脱节。 其次即使文化信仰。就中国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准宗教信仰的国家,孔儒一家一直是统治国家思想的主流思想,但是儒家思想恰好具备了中华文明最具精华的部分:具有极强的融合性,所以,虽然后来释迦牟尼的学说强势涌入,但是并没有涤除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是,却是两家渐渐融合,甚至渐为一体。此外还有诸多的学说流派盛行与官方思想之下,而且官方思想也给予了这些思想以适当的生存空间,因而中国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红在那个狂热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准宗教信仰---这就有利于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融,给中华文明带来新生。但是西方则完全不同---还是以希腊为例:希腊在被罗马人灭亡之后,其思想文化文明及其信仰并洗涤一空,完全是新生的罗马方式,之后罗马被日耳曼人所灭,又复从前,之后日耳曼人又为基督信仰灭亡--这中间没有丝毫的继承,完全是灭亡之后的重生。 最后就是政体。从开始到现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政体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开始是封建制、随后是郡县制--之后任其变革,都不再脱离“国家、家国”二词,正是这种核心方式的维系,是中华文明一直有着自己的主心骨;但是其余三国则不尽相同,在基督之前,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虽称“帝国”,实则是松散的联邦制政体,并没有中国政体那样严密统一;而在基督之后,政体又由基督教会长期把持。 综上我们看出,中国文化是同体性的转化绵延,而其余则是异体的变动和进步。至此,我们基本说清了原因。但是在这种分析当中,我们并没有蔑视何种文明或是骄傲与某种文明的意思。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无论一种文明传成如何。对于现今的局势而言,都是不重要的。我们因该分清现今的局势,知晓自我的薄弱与不足。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部分。正如某80后文化名人所言:这就像年轻人相亲,女家问了,你们家有钱吗?你回答说我家老祖宗有钱。--这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振兴我们的正在走下坡路的文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