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林徽因去世的那么早？

第一，林徽因、金岳霖同居过的。

时间大概是1946年3月到6月。

地点是昆明唐继尧的老祖居的后山别墅

按费慰梅的记忆，在参加完马歇尔到重庆后不久在美国新闻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后，里奥·埃娄塞尔博士，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给林徽因做了检查，断定林徽因活不过几年了。费慰梅认为她不适合再呆在阴冷的重庆，当时重庆和李庄在清理航道，航班停运，也无法回到李庄。费慰梅正好要去昆明，和金岳霖商量后劝林徽因做飞机去了昆明。这个决定似乎没有找梁思成商量，可以从后来梁思成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成和女儿在李庄，儿子应该在重庆念中学。

到昆明后，费慰梅应该很快离开昆明了，林徽因和金岳霖没有立刻住进别墅，而是在张奚若家。
张奚若和他夫人坚持要林徽因住在他们家，往好处想是旧友重逢有说不完的话。（我小人之心是想帮他们避嫌，呵呵）

　　
　　　　春暖花开的时候，徽因从飞行的疲累中恢复过来，张奚若放她到她的“梦幻别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部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这是我搬进新房子的第10天。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来，由外面摇大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要是老金和我能够想出合适的台词来，我敢肯定这是一出戏剧杰作的理想环境。但他现时正俯身一张小圆桌，背对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帽子，振笔疾书。（他年岁一大，就得保护他敏感的双眼免受阳光直射。）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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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段林徽因写给费慰梅信里提到的老金，很有老夫老妻的感觉，呵呵
　　
　　
　　最后来一封梁思成6个星期后给费慰梅的信，直接上原文

生病了没及时治疗

是得了肺类的病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丈夫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她人生的旅途至此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5年起，生命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她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的。正如1947年秋她给费慰梅的信中写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其实，在时时面对死亡的日子里，林徽因心境虽无太多悲观，但下意识里也为人生之终做了某种准备。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在住院期间，她曾托人捎话给徐志摩元配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说，张幼仪也无从知道。但从当时的情境来看，林徽因无疑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以了结她与徐志摩20多年的情感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