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传承版本

《礼记》与《仪礼》有一定关系。《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了《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此类表述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说法无据。“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 】，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 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李学勤先生明确说“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本人不太赞成。” 】。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李学勤先生考证发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
《礼记》顾名思义是礼的记。而“汉人所说的《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