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登金陵凤凰台》和《黄鹤楼》

　　论《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著者：敬亭山）

　　崔颢（？-754）《黄鹤楼》与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对两诗之品鉴比较，其作为一个话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其所由来，当推严羽（宋理宗时人，理宗1225-1264在位）首发其端，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诗为第一。”江淹所谓“娥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杂体诗序》），在诗歌鉴赏中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各人所嗜不一，必欲定其为压卷，亦难服众矣。如明代何景明（1483-1521）就取沈佺期（约656-713）“卢家少妇郁金堂”为第一，明代胡应麟（1551-1602）与清代潘德舆（1785-1839）就以杜甫（712-770）“风急天高猿啸哀”为第一。

　　严羽之后，首次把崔诗与李诗相提并论的是宋末元初人方回（1227-1307）。因为崔诗与李诗有相互比较品鉴的基础：两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用韵，题材，题旨，气势，格律各方面均堪角力，最能引发品鉴比较的兴味，方回即在他的《瀛奎律髓》中比较了两诗的相似，他的结论是两诗“气势格律未易甲乙”。后来清代的纪昀（1724-1805）不同意方说，说李诗“气魂远逊于崔诗，云未易甲乙，误也。”又说：“太白不以七律见长，如此种俱非佳处”云云。

　　方回之后，后世所喧传之崔颢题诗，太白废笔的故事，最初出于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而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李后作《登金陵凤凰台》，欲与崔一较胜负也。此虽传说如此，亦暗含扬崔抑李之意矣。

　　到了明代，王世贞（1526-1590）之弟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详论两诗得失优劣，左袒崔诗，极具见地。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中批评李诗：“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与纪昀同时的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亦以崔诗编在《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第一篇定其压卷。到了近代，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太白此诗全摹崔颢《黄鹤楼》，而终不及崔诗之超妙，惟结语用意似胜。”是贬中有褒。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因注重格律，始变蘅塘退士所定崔诗之位置，置其于七言律中之第二篇，虽论崔李二诗“工力悉敌”，貌作持平之论，雅不欲明言所为左右袒，而细玩其意，亦宁是推崇李诗矣。

　　上述之粗略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犹足使人头为之昏，目为之眩，不知脚之何立，身之何从。究竟孰高孰下，无所决择。总不成以拥崔人多则高崔，抑或以太白谪仙之才而盲目从李。没有识力，则无从审美。正如清代叶燮（1627-1703）在《原诗*内篇》所说：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 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决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为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愚,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

　　所以为学贵先有识，而识亦需学来养。明代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说：“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故识先而力后。”可见识之重要。明代李贽（1527-1602）故有“天下唯识为难”（《焚书》卷四）之叹。识不仅要识得何为好，更要识得何为不好。吴聿《观林诗话》谓：“昔人有言：马有三百四病，诗有三百八病，诗病多于马病。”黄庭坚（1045-1105）《次韵奉酬荆南判向和卿六言》诗：“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喻守真识得崔诗的好，他说：“可见这诗的好，好在眼前景物，脱口而出，又自然又宏丽，并且有风骨”，却识不得其不好，不是诗病乃被其看成是诗病，他评崔诗说：

　　“但在律论律，此诗颔联竟完全是古诗句法，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律句既不能入古，古诗那便可以入律？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究竟不可以为法。我们做律诗，倘夹入古诗句法，就难免给人讥评了。”

　　此说正是王夫之（1619-1692）所谓“塾师赚童子法”，崔颢不是我们，崔颢是唐人，拘唐人以就格律，前之未闻，不免贻笑大方。盖律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是经由沈佺期，宋之问（约656-约713），杜审言（约645-约708）才逐步定型，到杜甫手中才得以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参见易奥法《养心斋诗论续编·近体诗形成之探索》）。但唐人正不以此自限，杜甫夔州以后尝试作拗体即是明证。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从用韵叠字等方面证明直到宋代“宋人学古，始以律严相矜”，即是说格律要求直到宋代才慢慢变得严格起来，至明代这一类议论更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近体之攻，务先法律”，在古代诗话中未闻苛求唐人以格律者也。杜甫诗尚不如此自限，况早于杜之崔诗李诗，可拘其以就格律乎？这是识力不够，乱发议论的例子。余每叹世无伯乐，言无定准，徒使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今人金性尧即识得崔诗之好：“三四两句，似对非对，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作者写时当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读来依旧音节浏亮，并不拗口。”两者观象一致，结论殊异，孰是孰非，岂非一目了然？

　　比较崔李二诗，似乎可以说，就诗的功能论“诗言志”而言，李诗似高一筹，高步瀛所谓“惟结语用意似胜”即着眼于此，现在一般评论者仍以太白忧国，比之崔诗思家，思想境界要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论，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早已言之：“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因为诗是情感的表达，情感只有深浅、厚薄、真伪、美丑之分，必欲分大小，大小亦不足以决定一个艺术品的高下。文学史上一些传世名篇并不是说都表达了多么高远、高大、高深的思想，而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情感，但只有极少数受到关注，其间，艺术成就的高低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艺术性比思想和意图更为关键。一位诗人说什么是重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他说得好还是不好[更极端的说法是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1851-1935）在《为诗而诗》里说的：“一位诗人说些什么是无关重要的，只要他说得好。就诗而言，（说）什么是无足轻重的，如何（说）却是一切”。他还说，“素材、题目、内容，实质并不决定什么”，只要他说得好才是一切]，再伟大的思想，再恢宏的境界，再高远的情怀，如果表达得不好，也不是好的文学，甚或不配称为文学，否则，我们把一个只会写“终极关怀”四字的学童看得高于李白，这显然于情理不通。因此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崔李二诗，王世懋的观点才切中肯綮，搔着痒处：

　　“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短气，后题《凤凰台》，古今目为劲敌。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结语深悲慷慨，差足胜耳。然余意更有不然，无论中二联不能及，即结语亦大有辨。言诗须道兴比赋，如‘日暮乡关’，兴而赋也；‘浮云蔽日’,比而赋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虽同,孰为当乎?‘日暮乡关’‘烟波江上’,本无指著,登临者自生愁也；‘浮云’‘蔽日’,‘长安不见’,逐客自应愁,宁须使之?青莲才情,标映万载,宁以予言重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窃以为此诗之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

　　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唯有兴趣”的角度来看，《黄鹤楼》无疑更具有“完整自足的心象”。这首诗首先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可以暗示多种意义的气氛，“空”，着重描写的是一种状态，“此地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鹤去楼空，白云悠悠，令人怅惘，但不一定指向乡愁。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原本笼罩在想象和神话之中的景物才异乎寻常地清晰起来，终于，面对暮色苍茫、烟霭沉沉的长江，一缕淡淡的忧愁涌起。在这里，“意象”的如流水般的自然呈现，达到了王夫之所谓“现量”说的真境界：“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相宗络索·三量》）诗人的意绪，那些源于自由感觉的意绪，如弥漫的烟雾，要加以清晰的界定和阐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完整地传达这种意绪，就应尽量避免涉于理路，就应尽量向读者提供含蕴丰富的意境，“排除思想分析而直入世界内部的特征”正是“现量”的要义。因为在实际的经验里，时间、空间、因果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将时间、空间、因果点出，这是逻辑思维干予的结果，是对原生态感受的切割与肢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感觉的全面性与真实性。[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即举例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这就表明了前面二首诗中“将”、“已”、“初”、“欲”的指点说明，破坏了原本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而司空曙不加说明和解释，却完整地呈现出其间所含蕴的内在的紧张，时间、人事的白云苍狗般的变化和难以把握都传给了读者，无须再费唇舌。古代诗话中常见的“寓目则书”（钟嵘《诗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直致所得”（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眼处心生”（元好问《论诗绝句》）、“好诗须在一刹那揽取，迟则失之”（徐增《而庵诗话》），与王夫之所说的“现量”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李诗即不免涉于理路，落下言荃，而分别计较之心太重，如“半落”、“中分”、“浮云”、“蔽日”，且如王世懋所说，既为“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乃“逐客自应愁”，而何处不可愁，必欲于凤凰台上愁乎？此即为金圣叹所说“求其所以必写凤凰游而不得也”，由此可见李诗在意象的营造、运用上还未能宛转如意、还有某种欠缺。从上分析可以说，在这里，“意象”的自然呈现比命意重要，一首诗的价值不取决于命意，许多传世的经典名篇，其思想性可能并无超拔之处，因此不要仰仗思想性，以为仅凭此便可以取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唐诗之风神情韵，正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其所以高出于宋诗之筋骨思理，道理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说：崔颢《黄鹤楼》诗在艺术上确胜李诗一筹。但这并不因此可以说我们就可以降低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应有的尊敬，金圣叹称李诗仍不失“大家风轨”。庸人妄评，浅人妄改，倒使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布瓦洛（1636-1711）在《郎加拉斯<论崇高>读后感》中的一段话来，我就以此作结吧：

　　“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的，而且是愚蠢了。如果你看不出他们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没有鉴赏力。大多数人在长久时期里对显有才智的作品是不会看错的。……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

可以说这是诗仙李白模仿崔而写的，当他看到这首诗时自愧自己写不出更好的诗应对那时那景那情，于是来到凤凰台的时候模仿崔诗写了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而我认为崔诗更胜一筹，虽然他们表达的情感不一样，李白是一种对朝廷被宦官把持的一种担忧，诗仙的仕途一直坎坷，所以这首诗比较的悲观一点还是崔的比较好．不过两者都是古今传诵的名诗．

唐 崔颢这首诗 被称为古今律诗第一，我和你一样喜欢登金陵凤凰台，但答案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李白来到黄鹤楼看了崔颢的诗也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