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的社会分层与传媒歧视 1、社会主流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社会阶层由区域和政治身份分层体系向经济分层体系转变,分野形成了社会主流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主流群体是指社会上消费能力较强、掌握消费的话语权,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权力、掌握管理的话语权,属于社会文化精英、掌握知识话语权,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档和豪华生活用品、掌握时尚话语权,年轻、有钱、有文化、有势力和有发展前途、追求时尚的人群,这批人是供职于政府机关、教科文卫单位或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专业人士或白领人士,是拥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消费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人。
与主流人群相对应的是非主流人群,按照以上标准,自然是指那些没钱、没权、文化不高的普通工人、农民、进城务工者、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处于其他社群所支配的社会,在社会生活上比其他社群拥有较少的控制力和主宰力,其接受教育、追求成功、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机会,远比其他社群有限。因而,相对于主流群体或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往往扮演附属的角色。弱势群体通常具备以下特质: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偏见、歧视、隔离等形式的不平等;在生理上或文化上不同于强势群体;每一个人无法自愿选择成为弱势群体;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强烈的族群孤立,因为当一个群体长期被歧视,其成员对此群体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且日益强烈,而对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在我国,“弱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主要指信息的不对称、经济收入的不对称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称。例如老人、孩子、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离社会的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相对偏远,而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对边缘群体有明显的歧视,他们很难进入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贫困,另一特征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弱势群体的形成机制很复杂,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有历史原因,有与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原因有关。目前,我国有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城市务工的农民等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约3.5亿人。
2、对社会弱势群体有两种明显的“传媒歧视” 因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不同而在受众中产生的社会分层,是大众新闻传媒产生传媒歧视的根本原因。所谓“传媒歧视”,是指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歧视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位臵的人群。
大众传媒是重要的舆论阵地和宣传资源。在这种重新分配、复杂博弈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出现了两种明显的“传媒歧视”:
一方面,新闻传媒热衷于炒作富翁效应、老板经济、明星绯闻、美女形象,献媚于少数上层人和富人阶层,忽视了为大多数普通人特别是穷困群体的服务责任,追求经济效益和“眼球效应”,忘记了自身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传媒资源越来越向只占人口少数的“主流人群”倾斜,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和广播电视的频道中,那些以白领、金领、“成功人士”、“新新人类”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刊和栏目越来越多,而为平民百姓特别是农民、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工人服务的专刊和栏目却越来越少。如农民在我国人口比例中仍占80%以上,是最大的社会群体,而目前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仅187种;有报纸2000余家,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有4%。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显然处于明显的“弱势”。这种传媒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媒介接近权、知情权、话语权的公开侵害和剥夺。
另一方面,一些所谓关注民生的大众媒体,报道鸡毛蒜皮小事琐事的“市侩新闻”多、报道中媒体自身角色越位出现越俎代疱、报道内容上存在负面报道或局限于一般展示的浅表报道等。在今天大多数都市类或市民类新闻传媒中,有关弱势群体的宣传报道应该说仍占有一定比重,但他们的整体形象却常常因为媒体有意无意的扭曲而变形。大多数媒体工作人员本身就属于社会“主流人群”,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并用同样的视角看待弱势群体,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里,要么就是居高临下对弱势群体现实生活中的窘境表达一点慰抚和同情;要么就是着力渲染那些有损于弱势群体整体形象的负面报道。如进城农民工如今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在城市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外来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加快城市化步伐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新闻媒体的尊重和关注,但我们一些媒体对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片面侧视”,津津乐道他们中个别的犯罪、群欧、嫖娼、为讨薪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或者在报道中使用“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盲流”等明显带有身份歧视的词语。
如何发展,在社会统治阶级那里,它都是实施意识形态统治的有力工具。这是大众传媒的阶级属性。社会控制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硬控制和软控制,前者是指社会管理部门通过法院、监狱、军队、法律规章制度等外在强力手段,形成骇人的武力威慑力,确保自身的权力地位不受动摇,维护社会安定;后者则是通过对国民意识形态的熏陶教育使其接受社会控制,形成合法性认同。显然,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软控制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强大社会影响力能够引导民众形成社会认同,客观上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的运行,至少会降低恶性运行风险。
4.具有伸张正义、确保社会公正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所具有的监察和协调功能,使得大众传媒在社会中便成了市民社会的“包青天”,倾向于在社会成员遭遇不公时,介入和关注整件事情,从道德和公正的立场出发向社会弱者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发挥舆论媒体的影响力,向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不合法现象施加压力,促使不公正问题得到尽快完善的解决。目前大众传媒非常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保护、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权利等,如弱势群体、听证会等社会焦点。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主要包括提供新闻舆论支持、信息资源、精神激励、经济援助等形式和内容。
5.具有表达公共利益诉求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连接政治体系和社会公众的重要中介因素, 也是确保民主政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和诉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大众传媒影响公共利益选择,大众传媒往往从社会利益和道德的立场出发,对不同的社会利益选择(社会问题的代价)做出述评,这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共利益的选择;(2)大众传媒促进利益整合,做出利益选择后,大众传媒还会引导人们对不同的利益选择进行整合;(3)大众传媒公开利益分配,这是大众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的职责所在,它会整合后的利益方配方案向社会宣传;(4)大众传媒督促利益落实,利用大众传媒的媒体监督功能督促利益方配方案的完全落实。
因此,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自立自强,有助于提升新闻媒体自身的公信力,有利于大众传媒品牌的塑造和维护
三、大众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的误区
误区一:“只要与老百姓有关都可以做新闻”。有些民生新闻节目把亲切感与肤浅泛化,有时栏目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充斥大块的版面,成了典型的“市侩新闻”。有些民生新闻题材是街头闹剧,如打架、跳楼、纠纷、自杀等等。这一段又一段火爆的街头闹剧,没有完全揭露社会本质,仅仅是“眼球”行动,通过极个别的现象,极端孤立地、片面地甚至不健康地反映生活。例如,有的人因为生活不如意,想通过自杀来解决问题,通过“跳楼”来对一些人施加压力等。对于这种类型的报道就不宜过多,这种过激的行为也不值得宣传。正面报道过少,负面报道过多,也是民生新闻中常见的问题。党的宣传政策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过多,易使受众产生不安稳感,甚至对社会失去应有的信心。 误区二:局限于浅层的反映。民生新闻固然较好地体现了“三贴近”原则,但民生新闻在“三贴近”的过程中,要注意把引导和服务统一起来。新闻记者不仅要向公众展示事件,描述冲突,还要向公众解释事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引导和帮助公众。有些地方,每年夏收后农民把秸杆烧掉,常引发火灾,有的严重污染环境。媒体除批评这种现象外,还报导有的地方如何把秸杆处理成肥料,甚至加工成工艺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环境,也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这样的报道就显示出较强的引导性。
误区三:角色定位有偏差。民生新闻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发挥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加快问题的解决进程,因此,受众多了一种“找媒体比找职能部门更有效”的感觉。但是,新闻媒体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的作用仅局限于表达民意,而不能落到实现民意的层面。也就是说,只能反映问题,而不能代替行政执法,不能越俎代疱,不要向老百姓发送错误的信号。一定要把握住舆论监督的力量和尺度。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民生新闻报道的内容,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报道后,事情也未得到解决,往往不了了之,经常以“本栏目将予以关注”而结尾。长此以往,老百姓对民生新闻栏目的权威性就会产生质疑。
四、对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传播报道活动对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作用巨大。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报道中应当做到:
1、党委政府要加强政策支持。这是改变当前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要贯彻和落实好三贴近的报道原则,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由于党委、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有较全面的了解,因此,通过党委和政府的指导,可以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针对性,对于政府关注、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另一方面,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精神进行适当的宣传策略调整,能够更好地帮助地方新闻单位贯彻和落实“三贴近”的报道原则,充分发挥新闻传媒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
2、切实实行三贴近的报道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新时期下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贴近实际要通过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两个方面的落实为基础。以农民工报道为例,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以利益主体——农民工为信源,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场,通过与农民工的交流获得信息,倾听他们的利益要求,感受他们切实利益需要,只有通过采访中的深入基层,才能为后边的写作和报道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克服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妖魔化、戏说化的倾向。要反对高人一等地对民众的疾苦和忧患麻木不仁的偏向或作为煽情造势报道原料的恶习,以平视眼光、设身处地的情感,来报道他们的现实生存状况,报道他们生存中的坚韧和善良。对他们的弱点或问题,应该从与人为善的视角进行报道和批评。特别要注意把个别问题同他们整体的生活状况区分开,不要在报道中进一步加剧对他们的边缘化和隔离化。
3、实现话语权下放。由于话语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掌握在社会管理和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得弱势群体报道中出现“主体错位”的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了报道视角和受众对农民工形象认知的形成。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在于话语权的下放,使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回归主体本位。当前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新闻报道中不缺乏政府部门“邀功型”的“利益实现”报道,缺乏的是真正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价值的“利益诉求型”报道。如果记者在最初进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报道时就采取一种“话语权下放”的采访策略或传媒姿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让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也许就不会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总理在农民家中视察时才听说”的情况了——这就是新闻传媒没有履行好下情上达职能的体现。
4、加强大众传媒队伍建设,提高从业素质。大众传媒能否坚持正确的传播价值取向,能否熟练驾驭大众传媒建构社会价值观念的各种功能,能否组织投放符合受众体验心理需求的内容产品,取决于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及业务技能状况。因此,加强队伍建设是当前我国传媒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按照“政治家办报办台”的要求,加强政治素质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满腔的热情去宣传主流价值观念,去发掘和报道体现主流价值观念的先进事迹;以崇高使命感去了解、把握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清源正本,用主流价值观念引导、整合社会上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
5、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社会成员参与建构社会价值观念的自觉性。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社会成员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社会成员良好的传媒素养是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保证,可以增强传媒体验的认同效应。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并不困难,难的是分辨信息的价值,有效地利用信息。社会成员一旦成为有识别力的媒介使用者,便能增加其正面效果并减少负效果。社会成员通过选择高水平、可信赖的信息与娱乐来源,避免低水准、煽情的或偏颇的媒介信息,可以修正媒介内容的走向,有助于形成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