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什么定都洛阳而不是迁都长安以凸显正

2025-04-04 12: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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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西汉定都长安，以匡复刘氏基业为号召、自诩为中兴之主的刘秀，为何最终却在洛阳建都，而没有定都长安以凸显自己的正统性呢？
1.问题的提出
早年的刘秀只是个普通青年，谁也没想到他最后能创业成功，当上一国之主。
刘秀的家世一般，他的父亲只不过做了一个县令的官职。九岁那年，父亲去世后，社会地位、家庭生活更是一落千丈，迫使他只得去叔叔家里寄居。直到二十岁时，刘秀才到长安读书，在当时这已经不算早了，如邓禹入太学是在13岁。而且，在长安读书时，生活费等还要自己筹措，史书记载他曾经跟人合伙买驴然后出租赚钱。
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_图
在群雄逐鹿中，为何最终的赢家是刘秀呢？
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他的刘氏宗亲身份。由于王莽改革的失败导致社会危机加深，一股“人心思汉”的思潮在社会中弥漫，在此期间崛起各势力大都打着西汉皇室的身份，如绿林军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河北王郎自称为汉成帝之子而引来当地豪强的大力支持，割据东方的刘永等等。
虽然家境早已没落，但刘秀毕竟还是宗室出身。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这一政治资本，始终高举刘汉大旗，以匡扶汉室为己任，借此建立自己的号召力与政权合法性。所以，虽然是白手打天下，但新政权的国号仍延续为“汉”，刘秀也始终以中兴之主进行自我定位。
东汉大军平灭赤眉主力示意图_图
可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刘秀自认为汉室的复兴者，那为什么没有建都长安以凸显自身的正统、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呢？譬如，在刘秀之前，一度号令天下的更始政权便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由最初的洛阳迁都到了长安。
2.刘秀的迁都念头
很多人在分析刘秀定都原因时，常常持一种静态观念，认为刘秀的行为态度从一而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故而他们只是横向对比长安、洛阳两地的各种差异，然后做出自己的解释。
但实际上，对于定都这件事应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其中的分界点是建武十三年天下一统之时。
刘秀称帝是在公元25年，不过很大程度上他是被逼的。因为手下将领再三上表劝进，迫于无奈之下，他只有称帝。这并不是刘秀善于作秀，原因其实很简单——实力不够。
朱鲔墓塑像石刻_图
称帝之时刘秀仅占有河北一地，不过是众多割据势力的一支而已。在北方，燕代之地仍盘桓着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在西方，关中有更始政权——这也是他的前boss；在南面，更始大司马朱鲔重兵坐镇在洛阳；在东方，有割据睢阳的刘永；西南方向，巴蜀地区有称帝的公孙述，此外还有一支生猛的赤眉军在活动。
简直是四面环敌、敌手众多，于是，刘秀的上策应当是广积粮、缓称王，而非大张旗鼓地称帝以吸引火力。而且，刘秀做事一贯谨慎保守，缓称王自然也符合他的性格。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此时，关中在更始政权掌控之中，其后不久又落入西进的赤眉军手中，如此，刘秀定都只能选择洛阳。建武三年，绿林、赤眉相继败亡，刘秀取得长安，但此时各地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不可能脱离自己赖以打天下的大本营河北、河内而迁都到长安。
赤眉大起义示意图_图
再说建武十三岁之后。此时天下一统，之前提到的阻碍建都长安的各种因素也不复存在，那么刘秀为何没有迁都呢？
实际上，从史料来看，虽然刘秀没有明确提出过迁都，但他其实有过这种想法的。称帝的三十二年间，刘秀曾经多次临幸长安以祭祀宗庙，但史料大都一笔带过，幸好，建武十八年这一次的西巡长安被杜笃较为详细地记录在他的《论都赋》中，据此，我们看到了一些饱含深意的举动。
在这次出行中，除了祭祀西汉十一陵这一常规行为外，刘秀更是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去考察关中及其周边的陇、蜀地区的地形地貌——这与后来赵匡胤有意定都洛阳多次西巡十分相似。而且在第二年，刘秀又恢复了几年前撤销的函谷关都尉一职，并修复了在毁于战乱的长安宫室。
函谷关地处关中与关东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汉立国之初，对这一帝国内部的关隘特别重视，其目的在于实施“以关中制关东”的战略。
东汉洛阳城_图
刘秀做出这一系列举动后，史书记载，“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 “也就是说，当时的关东人士变得十分狐疑忧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举动透露出刘秀似乎有迁都长安、并以函谷关来控制东方的意图。
从刘秀的种种举动及时人的反应可以推断，刘秀本人恐怕是有改都长安的念头的，不然何必做出这些徒惹猜疑的举动呢？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察上意的杜笃适时写出了《论都赋》来讴歌长安，称其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 “，进而鼓吹迁都长安。
可惜，刘秀并没有予以正面回应，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说到这里，有人不免质疑，刘秀没有正面回应难道不正是说明他没有迁都打算吗？否则，既然想迁都而又有人提了出来，纵然有些阻碍但凭皆君王权威，他一意孤行不就好了吗？毕竟有成功案例在先——当年刘邦就是这样做的啊。
3.柔道治国
这就要说到两汉的差异了。虽然都以“汉”为帝国的名号，但相较于东西两晋和南北两宋的一脉相承，东汉与西汉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两汉功臣集团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_图
除了中途加入的张良属于贵族外，跟随刘邦起义的大都出身于社会基层：樊哙是杀狗的屠夫，灌婴是卖布的小商贩，周勃以编织薄曲并兼职丧礼吹箫为生，萧何、曹参也不过是县里的小官。
这些人基本都是单枪匹马地追随刘邦，只有萧何带领宗族几十人从军。后来，当刘邦论功行赏时，坐镇后方的萧何被排在了功劳簿的第一名，出生入死的武将们自然不服，而刘邦给出的其中一个关键理由便是，唯有萧何以一族从征。
这一局面，被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与之相对，刘秀的东汉则离不开豪族的支持。
刘秀与他哥哥刘縯最初起兵，靠的就是南阳的豪族势力。后来能在河北建立根据地，一方面靠的是上谷、渔阳的豪族支持，以此获得了精锐的幽州突骑；另一方面，依靠与大姓郭氏的联姻得到了包括真定王刘扬在内的河北豪族的支持。
东汉版图_图
打天下建立在豪族势力基础上，治天下无疑也要靠这些豪族势力的支持。豪族本身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彼此之间又以姻亲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像刘邦的功臣集团那样大都是个体户。因此，涉及到豪族利益的每一个重大的决定，刘秀必须慎而又慎，不可能像刘邦那样一意孤行。这也就意味着不断的妥协、让步与姑息。
所以，刘秀才会将他的治国之道定义为”柔道“二字——”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
回到定都的问题。尽管刘秀一度考虑过迁都长安，但经过仔细的衡量得失后，生性谨慎保守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豪族妥协，放弃迁都长安而老老实实地在洛阳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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