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兄弟,即维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1867―1912)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1871―1948)是美国发明家。1903年他们成功地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后,兄弟两人名扬全球。
虽然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把声名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工作,不写自传,不参加无意义的宴会,也从不接待新闻记者。
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哥哥维尔伯发表讲话,维尔伯回答说:“先生,你知道吗,鹦鹉喜欢叫得呱呱响,但是它却怎么也飞不高。”
还有一回是弟弟奥维尔的故事。奥维尔和姐姐一起用餐,吃到一半,奥维尔顺手从口袋摸出一条红丝带擦嘴,姐姐看见了问他:“哪来的手帕这么漂亮?”
奥维尔毫不在意地说:“哦,这是法国政府发给我的荣誉奖章,刚刚嘴巴沾油没手帕用,我就拿来擦嘴了。”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最出名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一代才子钱钟书出生在摇曳着水声桨影的江南名城无锡。钱钟书周岁“抓周”时,第一下就抓住一本书不放,伯父为他起名“钟书”。这个名字倒真地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
钱钟书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被人叹称为“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他看过的即使是晦涩生僻的古籍,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有时甚至一字不差。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记忆力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也不曾衰退,1979年访问美国时,他常常对提及的学术内容倒背如流,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过目不忘的天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使他成为个性独特的小说家。他的《围城》充满了机智、幽默,蕴涵着深邃的讽刺,让人在浅笑中感悟深刻的哲思,回味无尽。他在《围城》里说,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智慧的譬喻,不仅对婚姻,也是对事业、理想、金钱等人世种种的凝练概括。
“文革”时期,钱钟书凭着超人的记忆力、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孜孜以求的刻苦精神完成了学术著作《管锥编》。“管锥”喻意“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这部鸿篇巨制,可称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其广博的思想和浩瀚的内容使人震撼。达观直率、淡泊名利的品质凝聚成钱钟书荣辱不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文化昆仑”;竟被指派在一名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但他却能一直幽默乐观地生活,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批判面前,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的新作旧著,被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面对这种火爆,钱钟书始终保持静默。对所谓的“钱学”热,他认为“吹捧多于研究”、“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
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枝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概括起来说就是:头脑、笔和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