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为筛选官员而建立的科举考试推进了教育制度的发展,印刷品的广泛流创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与对艺术的鉴赏,景德镇瓷器的高度繁荣。
与唐朝不同,一般的官员都具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喜爱字画,善于诗词,收藏古董。一般百姓钟爱戏曲,酒家林立菜式繁多,市场充斥衣服鞋物。
宋朝文学思想与晚唐的文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坚决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要求作品有利于政治宗教,提倡内容与艺术并重,以气势与感情取代艳情来开创新天地,即所谓兴寄与风骨。
随着唐朝没落,文坛出现淡泊境界,崇尚高情远韵,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回归绮丽文风,追求诗歌情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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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霸道的秦朝,强大的汉朝,富有的隋朝,盛世唐朝想相比,宋朝似乎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朝代,并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周围出现了很多国家,有辽国、西夏、金国、大理国等好多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文明又和宋朝交相辉映。
虽然宋朝在外交上并不能独当一面,但是宋朝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承上启下的朝代。很多专家都认为宋朝是中国文化的高峰。国学大师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的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演变,在宋朝登峰造极”。
身为历史学家的日本人滕虎次郎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点,因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中很重要的转折点,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唐宋变革论”,意思是唐宋时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上的大的转折点,虽然大家众说纷纭,但是唯一一点不会改变的就是,宋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宋朝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复古了。因为宋朝的统治者极大程度地想要恢复秦朝时期的礼乐制度。比如赵匡胤上位后就很喜欢儒学,于是他就推崇儒学,还让人修改礼仪的制度。所以宋朝后面的皇帝都特别注重礼仪,也是受到了赵匡胤的影响。
在礼乐制度和儒学影响下,士大夫这个团体渐渐发展起来。而士大夫对宋朝文化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宋朝当时特别缺士大夫,因此赵匡胤加大了科举选拔的力度。
让很多平民百姓也能考科举,当上士大夫。他们不仅帮助赵匡胤辅佐了政治要务,还发挥了他们文人的长处,对宋代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朝文化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象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宋学
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其与佛、道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史学
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吴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此外宋代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化是很循规蹈矩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