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把焚书坑儒看做是坑儒生,烧儒家书。这两个政策都是推充主流哲学,抑制非主流哲学。这一点上,独尊儒术做的更彻底,他不是形式上的摧毁,而是着力于精神上的摧毁。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文学自由、言论自由的荼毒。
焚书坑儒表现更加直接,形式更加残暴。
而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的要缓和得多。
如果将言论、文化比喻为水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言论横行,也可以说是我们华夏大地上有着百多条河流,很容易发生洪灾,而秦汉两朝的统治者就像是古代治水中大禹和他的父亲鲧,焚书坑儒像是大禹的父亲鲧采用的以堵为方法,最终失败,并遭受历史的批判。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像是大禹治水采用的疏通方法,使所有的言论在自己的渠道中流淌,便于统治阶级控制。
二者的初衷是一样的,知识和文化是要为统治者服务的,当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时,秦朝采用焚书坑儒的极端方式,汉朝采用独尊儒术的垄断方式。
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者的目的和实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相同点:都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出的政策与行动,结果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