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7日，阎学通教授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警惕人均GDP的误导》一文，对国家发展构建合理指标体系很有意义，但对人均GDP的合理价值缺乏一定的认可。在反思各种错误GDP观念时，我们既要警惕西方流行的人均GDP观念的误导，又要正确认识人均GDP的合理价值。
首先，除资源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一方面，就中日比较而论，人均GDP虽不能正确反映中日两国综合国力，但确实表明日本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口寿命以及环境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中国，尤其是日本城乡发展的相对均衡以及农村农业基本上“水旱无忧”的抗灾能力与抗灾水平，更是让中国望尘莫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农业的滞后发展恰恰拖了我国人均GDP的后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最终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以阎教授提出的2009年人均GDP排名前八位的卢森堡等经济体为例，尽管它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能与排在第137位的印度相比，但是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指标而言，卢森堡等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乡均衡发展程度却是印度所不可企及的。
其次，人均GDP本身具有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含义。人均GDP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构成了一国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事实上，强调人均GDP的国家，一般也比较注重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人均GDP观念及其人均GDP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与投入水平。
再次，人均GDP与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内在联系。据亨廷顿分析，在一定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社会安定、社会和谐成正比。发展理论也把人均1000-3000美元认定为工业化起飞阶段，4000-600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工业化起飞后，相对于传统社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尤其在人均GDP达到4000-6000美元时，一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进入高危阶段。但人均GDP一旦达到6000-8000美元，尤其在8000美元以后，除阿根廷以外，基本都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稳定状态。阎文提到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法国和意大利似乎并不比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36个国家更稳定，显然混淆了国家基本政治稳定与领导更换政府更迭之间的巨大差别。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不抱偏见，应该承认，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这种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某些不稳定表现，与转型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不稳定，存在本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国内外知名的发展理论研究者中，即使最推崇人均GDP指标的人，也只是把人均GDP作为某种发展水平、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标之一，并没有谁把人均GDP简单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人均GDP虽然具有虚拟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虚拟经济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全盘否定虚拟经济，更不能由此把虚拟经济作为否定人均GDP的依据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学界内外在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后，主流意识都强调人均GDP的重要性，是一种必要的戒骄戒躁、理性清醒和自觉，与日本强调人均GDP以自我安慰、自我肯定显然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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