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一下柳宗元散文创作的成就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雄深雅健”(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刘禹锡说柳文“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同上)；《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上)；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河南穆修公集》卷二)；梅尧臣说“其言粲星斗，百岁犹比晨”(《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苏轼“流转海外……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东坡续集》卷七)：吕南公谓“繇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与江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附录)；李褫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纬略》卷三)：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鹤林玉露》卷十四)。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谈薮篇》，《草木子》卷四)；茅坤说柳文如“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见《澹斋内言》)。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孙琮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垠，与昌黎倡和千古”({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艺概》卷一)。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禹锡编成《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即百家注本)及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463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寓言、山水记和杂文。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文学作品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二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 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悒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杜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悒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堙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塞臲臬兀 ，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讠互 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悃愊郁结”情词俱苦：
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
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行不容之峥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鸥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柙，而作者则是牢柙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悒郁不平!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钴鉧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钴鉧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钴鉧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佶之。
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懑。“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
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禹锡说柳文“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
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子》所说的耻，是说不做正当的事：而世人对耻的解释，就是知道羞耻而不去干不正当的事。柳宗元认为，无论是《管子》对廉、耻的解释，还足世人对廉、耻的理解，廉、耻都属于义的范围，足义的小节，不能把它们同义相提并论而视为维。他认为只有二维，那就是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就是爱人，断就是处理得当。圣贤提倡的道、德、礼信都包含在仁、义当中。如果没有了义，廉、耻也就不会存在，因此“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不能成立。《四维论》多用反问，语势逼人。柳宗元对历来被视为圣贤的管子(管仲)毫不客气。文章—开头就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当中隐含着深刻的讥讽。结尾又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言外之意是：管子是个庸人，他才会说出这一番谬论；要是他稍为懂得治理国家之道，他就不会有“四维”之说。对管子可谓极尽冷嘲热讽。《四维沦》文笔尖锐冷峭，这正是柳文的风格。再看《愚溪诗序》的议论部分：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悄，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文章运用反语，表达自己忠而见弃、怀才不遇的悲愤。表面看来，文章语势平和：而反语当中，隐藏着尖锐的讥讽，平和的背后，透露出逼入的冷峻。《愚溪对》写愚溪之神因不满作者以“愚”为自己命名，觉得名实不副，引出与作者梦中的对话。此文同样运用正话反说的手法，抒写作者贬谪蛮荒的强烈不满，诣谑中表现出冷峻。除上述的几类文章之外，柳文的冷峻随处可见。如《复杜温夫书》中的一段：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杜温夫求名心切，不择手段，屡次向柳宗元写信献文，为达到柳宗元为他延誉的日的，在来信中对柳宗元阿谀奉承，将柳宗元比作周公、孔子。柳宗元在复信中直斥其“悖乱浮诞”，说：杜温夫至柳州见到他，就尊他为周公、孔子；到连州、潮州，又会称刘禹锡、韩愈为周公、孔子：京城以文章出名的人数以千计，到了京城，岂不是又会发现成百成千的周公、孔子?《复杜温夫书》对杜的轻浮荒诞作了无情的讥讽。又如《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杨海之的批评：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自度果能不逾矩乎?而遽乐于纵也!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絷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棰，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踣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舍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里批评杨诲之生性狂放而又不行悔改，词锋尖锐。柳宗元指出杨海之年纪轻轻便“遽乐于纵”，难免要“逾矩”，并以“轻躁狠戾异甚”的猴子最终也可以驯服为例，说明只要他肯下决心改正狂放的毛病，也可以成为圣贤。文章冷峻中又表现出恳切。又如《骂尸虫文》中骂尸虫的一段：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盲是处兮，不择秽阜；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羃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蛔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已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叱付九关，贻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主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骂尸虫文》以尸虫(寄生虫)喻皇帝身边的谗佞之徒，指出他们“潜下漫上，恒其心术，妒入之能，幸入之失”的本性。文章运用生动的比喻，对他们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并指出他们必然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死后也会受雷霆轰市，“糜烂纵横”，文笔冷峭，语气凌厉。
宋人王十朋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了东坡。”(《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十九)用“奇”字概括柳文的风格特点。宋人朱熹也认为柳宗元“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奇，确是柳文显著的风格特点。
柳文之奇，表现在立意构思。《童区寄传》通篇围绕一个“奇”字来写，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文章通过区寄奇异的经历，突出其机智勇敢的性格。《愚溪对》设想梦中与愚溪之神对话，抒写自己忠而见弃的幽愤，构思极为奇巧。《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命题着一“喜”字就出人意表。太学诸生“百数十人”为阳城赴阙请愿，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大逆不道的非常事件，文章以“喜”字命题，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文中用“抚手喜甚，震扑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来表达作者听到太学诺生赴阙请愿事件后的狂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贺进士十参元失火书》也是千古奇文。失火是不幸之事，“失火”而“贺”，命题甚为奇特。信一开头就写道：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下面通过说明“贺”的原因，揭露官场黑暗造成人才埋没的社会现实，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到“贺”得有理。全文立意构思，奇异新巧。《李赤传》中的李赤原是士人，后来沦落为江湖浪者，他自命“喜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他或许得了颠狂病，或许为厕鬼所惑，视溷厕为“帝居钧天、清都”，觉得它“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反而把人世看作溷厕。他三番四次地自投厕中，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救起，最终他还是溺死于厕。《李赤传》塑造了一个香臭不辨、美丑不分、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灭亡的士人的形象。立意新巧，构思奇特。虽然有人说李赤真有其人，但无论怎样，此文虚拟性很强，与作者同时代流行的传奇小说相类。《敌戒》以立意新奇为人们所称誉。全文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四既除， 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遣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文章列举人量事实，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秦有六国为敌，它兢兢业业而日益强大：秦灭六国，它冈得意忘形而走向火亡。晋败楚于鄢，晋大夫范文子感到：晋厉公以为胜利了就不励精图治，结果举国怨声四起。孟孙讨厌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却感到忧虑说：“治病的药石没有了，我死期不远了。”《敌戒》闪耀着辩证的光芒，表现了作者卓异的见识。此外《囚山赋》、《憎王孙文》也是立意构思翻新出奇的突出例子，这里就不再多述。
柳文之奇，还表现在行文用笔之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一起笔便出入意表，显得峭拔奇言诡。《四维沦》开篇就否定《管子》 “四维”之说，并对管子冷嘲热讽，令读者为之惊异。又如《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开篇：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鞮伯华，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韩丰，字茂实。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韩丰的弟弟韩泰(字安平)任监察御史，由于这种关系而认识韩丰。文章赞誉韩丰“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的品德和淡泊功名的性格，并表达送别之意。文章在进入正题之前，以春秋时晋国伯华、叔向兄弟为例，况明“进退两尊”的道理，为卜文赞扬韩丰“遗名居实，淡泊如也”作铺垫。《送韩丰群公诗后序》以史开篇，横空而起，峻拔奇伟。又如《答问》开篇：
有问柳先生者曰：“先生貌类学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骂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无谪。遇揖目动，闻言心惕，时行草野，不知何适。独何劣耶?观今之贤智，莫不舒翘扬英，推类援朋，叠足天庭，魁礨恢张，群驱连行。奇谋高论，左右抗声，出入翕忽，拥门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荣。岂非伟耶?先生虽读古人书，自谓知理道，识事机，而其施为若是其悖也!狼狈摈僇，何以自表于今之世乎?
作者借问者之门，以谐谑之笔，用对比手法，把自己嘲讽一番，写山自己被贬谪后身陷蛮荒，亲朋见弃，孤立无援，任人毁骂的处境。自嘲之中，激射出悲愤；嬉笑里面，隐含着悒郁。起笔如奇峰异嶂，灾兀奇诡。再如《送崔群序》开篇：
贞松严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
《送崔群序》以赞扬崔群道德人品为中心，而以高矗于岩岭之松为开篇。由松之“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干仞之表”的外在形象，写及它的“贞心劲质”，为下文写崔群的道德人品起象征和烘托作用。开篇如奇峰峻岭，凌空矗立。《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厅》也有类似的开篇。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观，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悫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杜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乐杜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杜留后，指杜周士。贞元十七年(801)进士，曾为桂管观察留后。他从桂管观察留后入侍京师，吴武陵作诗送别，柳宗元作序。序的开首以房屋设喻，说：看房屋，只要看它的外观，就可椎知它的内部。外观巍然耸立，笔直方正而稳固，内部就必定端庄宏阔，适合人居住。下面以“人孰异夫是”一句为转捩，由屋及人，从赞扬杜周士的外表言行，到称颂他的道德、
政绩、学问、文章、品性。开篇奇峰陡起，卓异不凡。再看《送诗人廖有方序》。全文如下：
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粉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键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渭之恒人也，实亦世之罕也。
此文以赞誉廖有方的品德诗才为中心，开篇却写交州的奇珍异木，横中起笔，峻拔奇诡。
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1.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3.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4.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5.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