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诗国，培植了国人对诗歌的特殊的审美趣味，因而使得我国古代诗歌渗透、融化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如中国画，不仅要有诗的意境，而且画面题诗也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戏剧唱词、音乐歌词都是诗歌。舞蹈也象诗一样的优美。中国古代小说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汉魏六朝，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
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一词本指那些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琐屑的言论和街谈巷语之类。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小说”多是对于轶事异闻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小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说”。篇幅也较为简短。因而也就难以录入较多的诗歌。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中，诗歌较少。有些按照情节可以插入诗歌的，也没有插入。
《搜神记·干将莫邪》中写道楚王杀了干将莫邪后，又要捕杀其子，其子“闻之亡去，入山行歌”。但文中没有歌词，按照情节是可以有的。
《搜神记·李寄》写少女李寄杀蛇，该文最后有“其歌谣至今存焉”。也未录入歌谣。
《续齐谐记·清溪庙神》中赵文韶月夜思归，“倚门唱《西乌夜飞》”只说“其声甚哀怨”而无歌词。
不过，这一时期小说中，插入歌词的也有，但为数不多。这类诗歌一般只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对于刻画人物关系不大，个别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物性格。
前者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妻何氏被康王夺去后，康王又囚禁韩凭。凭妻暗寄信给韩凭，信中内容是三句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世说新语·谢公与子弟集聚》中谢公与子弟问答中，谢玄引《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作答。
后者如《搜神记·吴王少女》中紫玉魂见韩重吊墓时有歌词：“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这段歌词是紫玉向恋人表明心迹的，自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性格。应该说，这并非是作者自觉地运用诗歌为塑造形象服务，而只是按生活的逻辑来写而已。
《志怪·卢充》中崔氏女赠卢充诗，《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中引了曹子建诗都类似。
总之，这一时期的小说，只是雏形；就作者来说，他们并非意识到这是在进行一种独立的文体的创作，各类怪异故事都是作为真实事件记录的。这种记录很简单，因而其中诗歌数量就很少，大多数作品无诗歌；即使引入诗歌的，作者也不是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即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诗歌已经进入小说。
到了唐代，小说作者已开始有意识创作；也就是说，开始正式使“虚构”这一重要因素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明·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这一时期小说，无论情节的复杂性还是形象的鲜明性都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有发展。而诗歌在小说中的地位也较前一时期有所提高。从数量上说，有所增加。一篇小说，可以有多首诗歌。李朝威的《柳毅传》中洞庭君宴请柳毅时，就有洞庭君，钱塘君，柳毅三人在席间唱歌。元稹的《莺莺传》这篇传记，就有崔氏诗三首，杨巨源诗一首，还有元稹一首三十韵的长诗。薛用弱的《王之涣》，只有四百字左右的小说，诗竟多达四首。这样一篇小说诗歌多达三首以上，篇幅长达三十韵的诗在魏晋南北朝是没有的。
古代小说 古代诗歌 渗入融化
泱泱诗国，培植了国人对诗歌的特殊的审美趣味，因而使得我国古代诗歌渗透、融化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如中国画，不仅要有诗的意境，而且画面题诗也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戏剧唱词、音乐歌词都是诗歌。舞蹈也象诗一样的优美。中国古代小说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汉魏六朝，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
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一词本指那些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琐屑的言论和街谈巷语之类。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小说”多是对于轶事异闻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小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说”。篇幅也较为简短。因而也就难以录入较多的诗歌。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中，诗歌较少。有些按照情节可以插入诗歌的，也没有插入。
《搜神记·干将莫邪》中写道楚王杀了干将莫邪后，又要捕杀其子，其子“闻之亡去，入山行歌”。但文中没有歌词，按照情节是可以有的。
《搜神记·李寄》写少女李寄杀蛇，该文最后有“其歌谣至今存焉”。也未录入歌谣。
《续齐谐记·清溪庙神》中赵文韶月夜思归，“倚门唱《西乌夜飞》”只说“其声甚哀怨”而无歌词。
不过，这一时期小说中，插入歌词的也有，但为数不多。这类诗歌一般只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对于刻画人物关系不大，个别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物性格。
前者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妻何氏被康王夺去后，康王又囚禁韩凭。凭妻暗寄信给韩凭，信中内容是三句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世说新语·谢公与子弟集聚》中谢公与子弟问答中，谢玄引《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作答。
后者如《搜神记·吴王少女》中紫玉魂见韩重吊墓时有歌词：“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这段歌词是紫玉向恋人表明心迹的，自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性格。应该说，这并非是作者自觉地运用诗歌为塑造形象服务，而只是按生活的逻辑来写而已。
《志怪·卢充》中崔氏女赠卢充诗，《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中引了曹子建诗都类似。
总之，这一时期的小说，只是雏形；就作者来说，他们并非意识到这是在进
抛弃一个省
邂逅一个省
遭遇另一个省
半小时内，我游离在三省交界处
把这个村庄交给四川
那个山头扔给重庆
脚旁的小河随手赠与陕西
我手握重兵
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
可越秦岭
在高速路上评点山川
把乱侃的嘴巴封为万户侯
把三省草民唤作良民
这是昨日的山河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
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
给我三个省我也
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
这是老四诗集《岁月书》中的一首诗，题为《秦岭道上》，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上。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作品《寻觅中华》中把中国文化人格分为三种：第一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在老四的这首《秦岭道上》，我们感受到了三种文化人格的重叠。“我手握重兵，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可越秦岭”，他仿佛是一个英雄，金戈铁马，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这是昨日的山河，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我们又感觉他是一个文人，不怕惊世骇俗，但求幽虚飘逸；“给我三个省我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向往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既没有英雄间的争斗权谋，也没有文人的反叛和幽虚，就是在过自己安然自立的生活。
从人类情感而言，诗歌是表达内心的最好的一种文体方式，可以宣泄情绪，也可以抒发内心的优雅之态。老四说，“诗歌之于我，不再是具体的文体工具，而是文化人格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我思想流动的方式。”
一个人的诗歌史
老四以诗人的身份在山东大学文学生活馆演讲时，讲述了关于自己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是诗人刘春出版的一套书的名字。他说，他把这个书名拿过来，不是像刘春一样向外看，而是向内看，挖掘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真正严肃地写作，是从上大学开始的。2005年秋天，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里翻阅诗集、诗歌刊物。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太阳石》找不到，便从网上下载了跑到打印店打印成册。那时，他还当选学校《拓荒者》文学报的主编，和文学社团的一帮同学办《拓荒者》文学报，断断续续办了两年。那时他刚20岁。
从20岁到34岁，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诗歌中度过。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毕业，经历了就业，成了一名记者、编辑，经历了娶妻生子。对于诗歌创作而言，他仍是一个年轻人，但已不再是那个可以呼朋引伴深夜喝酒、没有工作、没有家庭的“赤裸裸”的年轻人。
老四说，用诗歌记录一个时代，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但更多的还是直面剖析自己——你看到的诗人老四，披上记者编辑的外衣，就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拥抱着他所鄙夷的所谓成功学，向人生的顶点攀爬。而当脱去外衣，在台灯底下，将松散的文字分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焦躁不安的灵魂。
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
而是我独处的方式
“天空的圆环量出我的光荣，东方众多的图书馆互相争夺着我的诗篇，帝王们把我寻找，要用黄金填满我的嘴，天使已牢记下我最后的诗句。而我才艺的工具，惟有耻辱与痛苦；但愿我生来就已死去。”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这首名为《诗人表白他的声名》的诗道出了诗人的职责、写诗的意义和荣光，以及痛苦的来源。老四说，痛苦和自由是相通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诗人，在各自的世界里痛苦和快乐。正像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痛苦和快乐。
相对于博尔赫斯，老四更倾向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佩索阿给了他创作的方向。佩索阿说，“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这句话道出了老四的心声：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正如他，在众多符号——儿子、丈夫、父亲、媒体记者、编辑中，诗人这个身份藏身其中。在他看来，写诗只不过是一种爱好，和打篮球、踢足球、户外运动一样，是排遣身体和思想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不可能成为安身立命的工具。
写诗的目的，若为赚钱，可以当作玩笑来看。老四认为，诗不是饥寒时扔过来的一块馒头、一件大衣，而是馒头之外的酒，是大衣里的羊绒。
古语吟诵的诗
是我的第四种语言
这几年，之于诗歌，老四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了杜甫。他曾在一首题为《母语和流放地》的诗里写道：“有一天我听到古语吟诵的杜诗，那是我的第四种语言，是我流放的终途。”他认为，中国诗歌，只有到了杜甫，才真正有了现代性，将天地与个人紧密结合，后世诗人都能在他那里找到归属。
可以说，杜甫的生命历程，支撑着他现阶段的文学人生；杜甫的文化意义，成为语言延续千年传递的一个符号。通过阅读杜甫的诗，他挖掘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在他的体内有着与俄罗斯、波兰、葡萄牙以及古代中国的诗歌巨人一脉相承的因子。他们通过文字，传达出庞杂的“砖头”，每一块“砖头”上都镶刻着文化人格的脉络，他要做的，就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将这些基础的“砖头”搭建成属于他个人的大厦。
诗歌构成了一个场域，让他的生活和创作无限延伸，使他成了一位会写诗的小说家。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他敲出了一本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大学时代》，已经出版。至今还在写诗的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他希望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能始终坚持下去。“当我找到静止状态的小说，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发现。”
老四说，回头看看十几年前自我组建的个人经验，在外观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其内核却发生了质的改变。自我觉醒的文化因子，统领着之前的经验写作，这注定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过程。“感谢诗歌，给了我冲破自我的一艘航船，在生活以及生命的大海中前行或者想象前行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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