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学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时代有什么意义

在西方盛极一时并为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者所认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世界性市场（包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与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种种结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以人权、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一一道德价值理念等等）桴鼓相应，汇合成一体，营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景象。这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大同”仿佛真的降临人间了。受这种思想影响，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发展道路都必须与“新全球主义”趋同，因为只有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才能使我们“转入一个新的文明”（戈尔巴乔夫即力倡此说）。我国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义的情调呼唤拥抱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主张我国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就已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指出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说：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这是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的景象。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并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竞争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具有着强烈的残酷性，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味。譬如，十九世纪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长期）繁盛的地区性文明中心纳入到其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又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从而逐渐确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国更成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占有的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至于所谓以武力摧毁非欧洲的地区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着二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四千八百万黑人被掳掠，其中三千六百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一千二百万人成为美洲矿区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则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由此引发的战争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欧洲地区由原先所处的自身的传统境地而直面先进的近代社会与近代文明，从而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存在危机，有的还由此而在被纳入近代世界历史秩序的情况下开始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启动过程，然而，无论如何，透过那血与火的进程，我们无法否认残绝人寰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金融资本流动统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或称之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