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体字是一个字的正体之外的写法，字音和字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一组字。
1、是一种语言中为同一个词所造的一组词，其功能在使用上没有区别，如泪——涙、覩——睹、徧——遍等。在异体字中，这类字数量最多。
2、是造意不同，但在实际使用中用法相同、功能重合的一组字，如 罪——辠、颿——帆等。在这里，罪、颿这两个词的本义在文学中是没有用的，这可以由书法编纂者根据字体的意图推导出来。这也是这些变体和一般借用词之间的根本区别。
3、是同一古文字形体由于传承演变、隶定楷化的方式不同，在楷书平面上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形式，构成了不同文字之间的关系。如 宜——宐 等。
4、是异写字。这主要用于早期的斜体字。不同写作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写作要素的不同，即笔画。它对结构形式、结构分布和结构没有任何影响。
5、是讹字。讹字是指传抄、书写过程中字形发生了讹变的字。一般的讹字不能看作是变体字，但当它不整合到字书中时，讹字与对应的正字法字之间的关系与一般的变体字没有区别。因此，这类讹字也应该看成是异体字中特殊的一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异体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异体字就是跟规定的正体字同音、同义，写法不同而能够被正体字所取代的字，异体字的存在是汉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由来：由于汉字特有的造字原则和结构体制，创造它和使用它的人口众多并且分布的地面十分广阔，加之汉字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因此，它所产生的异体字类型多、数量大，是理所当然的。
影响：异体字的使用、流行，给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应用都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整理异体字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即在书写时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字，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4次；《论衡》中通“早”的 “蚤”6次，直接用“早”36次。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其次，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但所得甚少。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道理就在这里。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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