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都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
”[80]“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 *** 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
[81]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
”[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
[83]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
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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