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陆军大学的教官。在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军事训练概论》等著作，并给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程。1812年，因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与准备发动侵俄战争的拿破仑结成同盟，克劳塞维茨愤而辞去了教职，奔赴俄国参加了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被打败后，他重又回到了普鲁士军队，开始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这年他38岁；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著书立说。
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作了分析。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引起的。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恒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构成了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他的战争学说是对战争本质等问题的重要见解。《战争论》探索战争奥秘的深度是克劳塞维茨死后100多年来，任何一个军事理论家从未达到过的，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施蒂芬计划”的策划人冯·施蒂芬伯爵在《战争论》第五版导言中写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有史以来有关战争的论述中最高超的见解”，“通过它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美国军事学说》的作者达尔·奥·史密斯将军写道：“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美国，但是这种理论对美国的作战方法和政策都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在西方阵营还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并且拥有大量的拥护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因此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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