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是教科书和一批心术不正人士的歪曲
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怀抱着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
一种人是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兴起于庆历新政,至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达到高潮。改革总会遇到各种阻力,有的来自作为顽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夏竦集团;有的则来自不同改革路线的政敌,如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司马光。
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暗示宋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宋朝以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学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颐、朱熹等人开创的,这些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理学家认为只有通过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所以理学家强调的是王安石心术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积贫积弱。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实是“弱而不贫”,他说仁宗皇帝“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皇帝则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的第二种人,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邓广铭先生,他于抗战时期的研究专注于宋代的抗金英雄辛弃疾、韩世忠、岳飞、陈亮等。而据当代史家考证,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也正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出现的。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中,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说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史纲要》是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积贫积弱”也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
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
近代以来,也有些学者为宋朝描绘了一种与积贫积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誉为古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夸奖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宋朝的时候百姓人均GDP是六百美元,所以宋朝的时候就连百姓也是比较有钱。这一点连西方学着们也比较认同,宋朝的经济水平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官方每年铸造钱币从开始的八十多万贯到后来的六百多万贯,反映出宋朝的商业发达,需要大量钱币流通,而且就连最初的八十万贯也是唐朝时期铸造的钱币数量的两倍还多。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以减轻交易时的铜钱或者金银运输成本和风险。
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从事商品经营者包括:官员胥吏、皇室国戚、士人乡绅、寺庙僧尼、乡村农户、乡镇个体手工业者、行商坐贾、城镇市民、浮游流亡人户、其他人户等等。在宋人的观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经商,“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思想越来越流行。
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进入流通市场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为规模经营,社会上日益出现一批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饭店拥有50余炉,雇工达100~200人;有的金银彩帛铺,交易动辄上千万。商业的经营方式有长短途贩运、产销一体化经营、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预买预卖等类型。
宋代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理学的诞生,儒学在北宋实现了复兴,儒、道、佛三家也开始相互交汇地深入发展,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大家。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人们惊喜地发现,宋代根本不是积贫积弱,反而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科技进步、思想开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还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现代化或者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有意无意地寄托于宋朝的经验传统。
宋代军事实力不强,这与宋朝的主要敌人,西夏党项和辽国,以及金国、蒙古的实力过强直接相关。而且宋朝又丧失了传统产马的河西走廊等地,只能在河北、山东强行要求居民养马。这就是《宋史》上的马政。骑兵力量不强,导致宋朝总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却不能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