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有人在对中国古代一些科学和现代的科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也发现，确实中国古代使用的一些咱们所谓的科学范式，和现在可能不太一样，有很大的差别。有人就倾向于认为，那种范式也是中国人独特的观察自然的方式所提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有人认为呢，那个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范式。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现在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就是认为从中国古人的智慧当中，能够汲取一些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智慧，促进我们今天的发展；但是也有人认为，看来，中国古代那一套东西，在今天来看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文化遗产都是应该值得珍视的。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有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几大文明古国，唯一在几千年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恐怕只有中国了。巴比伦不知道在哪儿：今天的伊拉克人不是巴比伦人，今天在埃及的埃及人也不是当初原先的埃及人，希腊文明早已被现代文明、一般广义的欧洲文明所取代，也没有人再用希腊文来写作，甚至希腊的小孩儿看不懂古希腊文。中国是一个非常的特例，那么它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我想，包括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的一种哲学解说，这些思想，都仍然富有历史价值、生命力，有它存在的理由。

怎么样看待科学，怎么样理解科学或者怎么样定义科学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SCIENCE就是对自然现象的的一种数学化，再加上它的一种模型化、数学化，严密的逻辑，加上实验方法。如果这样说，这个SCIENCE仅仅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也就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古代希腊也没有这个东西，古代阿拉伯也没有，古代印度也没有。这个东西仅仅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在意大利的北部这么一小片地方，工商业贸易相当发达，人文思想、人的解放、人的觉醒，这种社会条件、文化条件都具备了，才产生的这么一种特殊的现象。以后，SCIENCE成长壮大起来，发展到我们现在近代科学、现代科学、当代科学，这是一种观点，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们对SCIENCE也可以有一种比较宽泛的理解，如果把它理解成一种人类对未知世界，特别是对自然的那种探索，人类对自己好奇心的一种满足，那么任何一个古代民族，它都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如果我宽泛的使用SCIENCE，那我觉得中国的先秦时代，在道家当中，在儒家当中，他们都有这种对自然的一种哲学解说，它包括了我们今天可以称为科学理想的东西。

比方说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20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石秀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第二点，我最近读一本书，也是关于科学革命的，但不是过去我们科学史对科学革命的一个观察或者一种自己的提炼。书中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革命：一种是观念上的科学革命，一种是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到现在为止，我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些，都是观念上的科学革命。就是说为什么哥白尼会产生一个日心说，跟托勒密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牛顿会有这样一种运动和力的思想，会在力学上完成一个大的综合？这都是观念上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物理学家，叫戴森，他提出来，存在另外一种革命，是工具驱动的革命。就是说有些革命不光是由观念决定，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范式推翻旧的范式，不光是这个，而是由于不断的发展工具，发展实验方法，来导致了一个人们对新现象的认识。我们拿上一世纪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为例，它被认为是生物科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最早克里克跟沃森两个人提出DNA的分子结构的模型，这是一种纯观念的东西，纯粹理论上的结构，但是这种理论结构，离不开大量的实验事实。这大量的实验事实是靠不断的完善观察工具、完善实验手段、发展实验室而得来的，是总结了很多很多美国的、英国的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特别是X光衍射观察晶体大分子结构，得出来的观察数据、观察图像，然后来完善他们的这个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工具所驱动的革命。

我们回到李约瑟问题，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可能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新锐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如果说中国古代技术，可能每个人都同意，四大发明非常明显。在使用科学、应用科学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发明创造。李约瑟不是列出了几百条，来说明中国是发明的国度嘛。如果说真正的科学革命不单是存在一种观念上的，而且同时也有一种是真的由工具来驱动的话，那么对于一个擅长于技术发明的民族来说，是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有点优势呢？反正我对这个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当然优势不一定就马上能转化成成果，但是如果我们的科学界，我么的文化界，我们的思想界，哲学家，包括我们科学史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在这方面能够进行努力，我们政府或者科技的决策者，在这方面能给予投入，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纪到来时，在这方面不会太吃亏。不要落在后面，总是跟在人家后面，随波逐流。科学革命美国起来了，美国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那我们永远不会赶超世界，居于世界之林。我想李约瑟的意义，我补充最后这两句。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大学的教育方法、教学理念
　　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

　　大学的管理者
　　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

　　比如说，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

　　大学的办学理念
　　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
　　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

　　基础教育的问题

　　中学的教育方法
　　中学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

　　中学的办学思路

　　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

　　升学体制

　　这个升学制度，“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间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

　　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
　　负担繁重不堪。

　　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
　　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杰出创新型人才是需要多年的培养，并且在比较好的环境和氛围中成长。

　　基础教育如果是这样那就很不利与创新人才，杰出顶尖人才的培养。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