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儒家的“中庸”及“中庸之道”一度被一些人简单而粗暴地批判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而且这一错误论调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市场，并非销声匿迹；但总的来说，它又正濒临着从未有过的致命性的挑战和冲击。诸如有人认为，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没有原则、平衡调和的折中主义的流行说法实与“中庸”之本义风马牛不相及。“中庸”之“中”有着明确的原则，就是把握事物“恰到好处”的道理，或者说在处理事物时要做到“恰如其分”。但在这里却根本无法调和、折中，因为衡人论事不讲中的原则而采取调和和敷衍的态度，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便不是偏就是倚、不是太过就是不及。而“中庸”之“庸”无非是中的道理的日常日用，即在处理、对待日常事物中时时不忘“中”的要求、运用“中”的原则[20]。对此，本文则认为，这一认识应当说是质朴而平实的，而且其中也讲出了一定的道理；但它却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一道理的“精微”与“大要”之所在。而这又不能不说是对儒家“中庸”问题在认识程度和理解高度上的一种莫大的遗憾！
有人指出，何谓“折中主义”？无原则地、主观任意地把对方的方面结合起来才叫折中主义。因此不能把一切“折中”都看作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亦并非任何谈论“中”的学说都是“折中主义”。按此标准考量，中庸的“执两用中”，它那些达到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都还只是“折中”而不是“折中主义”。因为它并非简单地平列对立双方，而是要依照某种原则来或济或泄；它所提倡的对立面的各种结合方式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某种根据差异和对立的绝对性并力图泯灭这种对立，以追求无差别的同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尚同”学说可以叫做“调和主义”；中庸虽然主张“和”，但却并不是人们所谓的什么“调和主义”。这是因为，中庸所主张的“和”，是以承认对立并以保持对立为基本前提的；而所谓“和”，是对立的结合而不是什么对立的泯灭，并且“和”之所以为“和”，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中充满着对立，是对立按照一定秩序而互相调谐的结果；而“同”则不然，它是排斥差异，要求融解差异的[21]——这应当说是以“和而不同”而解“中庸之道”的典型例子。
诚然，“折中”之不同于“折中主义”，正有如“科学”之不同于“科学主义”以及“经济”之不同于“经济主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然而，奇怪的却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一沾上“主义”二字，似乎便会无一例外地从此而走上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总是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还是胡适先生说得好，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为好。然而，与此同时，儒家之所谓“中庸”又是这样一个凸显着张力结构、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变量或者说变数。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看来，它本身似乎也并不应当被如此简单化、平面化地而仅仅纠缠、徘徊、拘泥甚至完全停滞于一般表面意义上的所谓“折中”二字之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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