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250摩托车的发展过程

上海自行车二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陈世杰以他特有的职业敏感发现，我们竟然连一家上规模的摩托车生产厂家都没有，摩托车生产的专门技术更是无从谈起。国家需求的摩托车大都从苏联、捷克等国家进口，价格昂贵，配件供应也供应不上，进口的摩托车使用没多长时间就成了一堆废铁。陈世杰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私下琢磨：摩托车与自行车相仿，作为生产自行车的工厂，应该有能力生产摩托车。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陈世杰决心试制摩托车。他把准备试制摩托车的想法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回到厂里做动员，职工也热烈响应。陈世杰随即组织成立了试制工作组，开始了前期的技术准备工作。试制工作组了解到上海消防器材厂试制过捷克1952年产的“佳娃250”型摩托车，就向他们借来图纸和部分铸件毛坯，又从上海摩托车俱乐部借了一辆捷克“佳娃”250作样车，开始了试制工作。
和那个年代一样，试制也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将摩托车零件实样及图纸分配给技术相关的车间实行包干。全厂上下接到任务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战一个月，装配了5辆样车。
样车试制成功后，试制工作组又从北京摩托车厂获得了1955年“佳娃”250型的全套图纸，与1952年的车型相比较，1955年型的“佳娃”除发动机变动较少外，车架结构、车轮规格、转向机构以及前后减震器、轮毂都完全不同，而且正式样车试制必须考虑投产。为此，工厂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试制工作组集中技术人员，对产品图纸进行了认真的消化。经过半年辛勤工作，5辆崭新的250型样车于是1960年3月诞生了。
这一年，“浮夸风”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粮食严重短缺，城市虽然有国家计划供应，但普通市民还是食不果腹，面带菜色，走路打晃。上海自行车二厂的全体员工望着那5辆暗红色的样车，出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他们就用“幸福”这样一个朴素而又实在的字眼给车命了名。
1960年8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上海自行车二厂成立了由副厂长李植农及技术科长唐翰章、张顺根等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邀请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上海机械学院、交通大学等单位参加。经过各项性能试验，鉴定委员会认为，幸福250基本符合设计要求，可作为交通、国防、体育训练使用，应尽快投入生产。
幸福250虽然试制成功了，但组织批量生产困难很大。一辆摩托车有1000多个零件，除了电瓶、轮胎、紧固件、密封件等外购，其余均要自己生产，连薄板钢材也要自己轧制，是标准的“小而全”生产方式，困难之大，可以想象。鉴于此，上海自行车二厂领导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原有设备、厂房及人员条件，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扎实实搞了三年整顿。通过整顿，逐渐建立了摩托车的批量生产程序，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1960年底，有21辆新车在上海市内行驶试验，能安全回厂的只有6辆；到了1962年10月，有10辆幸福250从河北邢台到北京，经600公里四级以下恶劣道路的行驶试验，全部安全无故障到达。
质量过关了，但销售渠道尚未畅通，主要还是自产自销。偌大的摩托车，没有销路，无疑是宣判了它的死刑。情急之下，上海自行车二厂的领导想到质检科有个叫杨临川的复员军人，就请他把幸福250介绍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经鉴定合格，被指定为军事用车。为了保障部队供应，总后勤部还专门派了驻厂代表，每年由总后下达计划，供应部队需要。
当产品的销售有了军方的保障以后，幸福250又面临生产能力太低的问题，1962年全年只生产了600多辆，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上海自行车二厂用于摩托车生产的厂房只有一万多平方米，设备简陋，除了生产摩托车，还生产自行车零件，场地狭小。摩托车生产出来了没仓库储放，只好堆在走廊里，堆得厂里的楼道全部堵塞；装配好的车辆均需在马路上调试，但市区道路狭窄，车辆拥挤，无法试车，扩大生产大受限制。厂领导和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市计委的支持和统一规划下，上海自行车二厂和宝山农机修配厂合作，充分利用两厂的技术工人和设备、厂房，组成摩托车生产基地，并于1964年4月1日，和宝山五金配件厂一道合并改组，成立了上海摩托车制造厂。上海摩托车制造厂成立后，厂领导团结全厂职工，利用原有简陋厂房、设备、发动职工进行技术改造，大搞技术革新，挖掘生产潜力并投资增添关键设备扩大生产能力，摩托车产量出现了逐年增长的可喜形势。到后来，私人购车的限制放开了，幸福250开始逐渐地走向老百姓，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幸福250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