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伦理是合二为一的,政治即伦理,伦理即政治,而这充分体现在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过程中。而“所谓伦理政治,既不是伦理与政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伦理的政治,或政治的伦理,而是伦理与政治相融合、胶连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原理与社会意识形式。其特征是:伦理与政治直接同一,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伦理的原理直接构成政治的原理;政治具有伦理的形式与原理,伦理具有政治的结构和功能;对统治者来说,这种政治是伦理,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伦理是政治。”
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据《尚书·康浩》记载:“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我区夏。”此处德已具有道德之含义,并直接反映在施政问题上。孔子则明确提出以仁义道德治天下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远者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把孔子的仁义学说进一步移植到施政上,把仁学政治化,提出“仁政”学说,认为统治者即掌权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并进一步加以阐述,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而国定矣。”(12)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后来者如董仲舒、朱熹等人则把这一互动过程实质化,真正把伦理政治规范化。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诸多范畴,既是伦理范畴更是一个政治范畴。就拿“礼”来说,作为伦理范畴,它是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是道德规范的核心范畴,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另一方面,“礼”作为政治范畴,它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荀子曰:“国无礼则不正。”“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同时,在很多地方,“礼”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伦理范畴还是一个政治范畴,如作为五常之“礼”就是指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为得民心、天下应当具备的品德,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荀子曰:“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关其民者也。”而汉代的“举孝廉”则更能说明这一过程。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如此情况之下谈什么伦理政治,谈什么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互动,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不错,我们知道伦理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神经质背景是政治专制以及法律不完善的人治的君主及少数官僚主观或任意决定一切的社会,但是千万别走极端,因为传统的并不都是恶的,例如伦理政治强调的掌权者的道德要格力量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人格力量的重塑对今天的反腐败有重大意义,因为反腐倡廉,光靠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道德教育,注重淳化社会风气提高掌权者的个人修养,而这些我们均可以从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的人格要求中得到许多启示,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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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提出了哪些人格要求呢?
第一、爱国保民。古之爱国,大多以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就“忠” 于国家而言确实有可取之处,而这恰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论语·颜渊》云:“子张问政。子曰:‘君之无倦,行之以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尚书》云:“德维善政,政在养民。”下面一段话则深刻地揭露了为官的实质,“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所不关切如一家矣。”郑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难道这不能值得那些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掌权者们反思吗?当这些人在贪污堕落、损害人民国家、社会利益之前,为什么不学学古人呢?
第二、自律自爱。这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由“内圣”而“外王”到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并且是官吏即掌权者道德修养之根本。《论语》关于为政者的人格修养、自律自爱的论述甚丰富,此处略举一二。孔子强调掌权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面对金钱的诱惑,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何抵制各种欲望的侵蚀,孔子强调“无欲则刚”,《公冶长》篇记载:“子曰:‘ 吾未见刚者。’或对曰:‘ 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孟子进一步引伸为著名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能真正做到如此之自律自爱,今日之某些所谓的“公仆”、掌权者们又岂会贪图“坐的桑塔那,玩的‘二五八’,吃的乌龟王八,搂的十七八”呢?某些领导干部又岂会晚节不保,而大谈“提拔重用老了点,离休退休早了点,在职时间还剩点,抓紧时间捞点”的人生哲学呢?
第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乃为官之根本,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强调的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李元弼指出:“为政之要,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对掌权者的起码要求,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几点人格要求是一致的,其实质是要求掌权者在行使用权力时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王夫之强调“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清人刘锡鸿更有深刻之语论之:“且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古人讲求治道,必先整饬士风,职是之由也。”今之某些掌权者如能了解这些,何故堕落为贪官污吏,遗臭万年呢?
第四、忧患意识。这也是伦理政治对为政者的人格要求,只有常具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对自己进行反省,才能做到爱国保民、自律自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充分体现了忧患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忧患意识还能激励人不断向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论语·学而》有这么一句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即说明了忧患意识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周易》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亦所谓也。孔子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优而仕虽不被今人倡导,但仕优则学却是至理名言,掌权者只有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学习才能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才能廉洁奉公。基于此,“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所谓真理才能不攻自破。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居安思危、防危杜渐,所谓“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以上是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的几点人格要求,另外,伦理政治还有助于淳化社会风气。有人认为腐败现象的出现还应归因于社会风气的败坏,有就是说社会存在许多“抬轿”之辈,如果人人皆知廉耻,皆“善养浩然之气”,则何来行贿之徒,即使某些掌权者想“乘轿”的话也无轿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