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迫切性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指导

　　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价值体系的灵魂和导航器，它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关涉到中国社会和谐的制度设计、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李忠杰就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可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前进的一个着力点，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切入点”。也就是只有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从事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任何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和维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我国社会健康转型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其现实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从而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样才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一再强调在一个社会中形成一套共同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共享这样一套核心价值-集体意识，才能实现道义统一，而没有这种道义统一，任何制度都迟早会堕落下去。从文化角度视之，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大众化的信仰体系，是一套被广泛接受的、有关个人与其它主体（如家庭、外人、政府、国族）关系的信仰、原则和规范。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那个把社会上那些分散又相互竞争的纯粹个体凝聚在一起的普适信仰和普适理念。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核心价值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漫散性权力、或软力量。作为一种软力量，核心价值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它既对人民具有精神凝聚力，同时又为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的支持，一旦核心价值解体，维系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崩塌，轻则会使人民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让各种有害观念、思潮乘虚而入；重则整个政治体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实现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始终围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建设、谋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实现制度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构成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它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和重要准则，这就要求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整合社会力量，使我国广大人民能普遍享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二 市场经济的趋利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导

　　功利追求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市场经济的功利特性，根源于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金钱）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是占有社会财富的标志，是握有某种权力的手段，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因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以追求货币形式出现的追求功利的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而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恰恰是这种对功利的追求，抽掉了这种功利动因，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驱动着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而价值规律、优胜劣汰、效益优先，则使物质利益凸显出来。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一定的道德与法制来规范和约束，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首先看到它的逐利性，而忽视其道义性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利益激励机制发展使人们对物质享受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以致形成了一种物欲化的社会心理倾向。物欲化倾向使人过于迷恋对物的享受和占有，而无视精神需要和人格完善，因而导致了一些人的人格蜕化和人格庸俗化。如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决策自主性和决策分散性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其次，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极端利已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市场经济中，人的各种复杂的、丰富的内在属性都简化为单一的、明确的利益追求。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在市场经济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得不与他们原来从属的血缘、地域、单位切断感情纽带。结果导致这些原有共同体逐渐分崩离析。就要求我们要以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来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 社会分层的加速裂变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整合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最根本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由此导致中国的社会阶层加速裂变。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公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都多样化了，社会整合的难度明显加大，这就必然要求科学的价值观去整合之。

　　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使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导致另一些集团或群体的利益受损，改革推动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重新整合”，并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很多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过渡性特性。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获得或受损情况，国内有些学者将现阶段我国公民划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特殊获利群体、普通获利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以及社会底层群体或社会边缘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就有一种“相对剥夺感”、“相对丧失感”，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财富收入不平等现象是日益加剧，不同的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极不平等。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从1996到2000年，衡量收入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24，0456，0457，0458，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00的警戒线，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再者就是20%的富人阶层占有全社会的80%的财富，而80%的人仅占有20%的财富。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更应该考虑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因为“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社会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了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2〕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各阶层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是一个社会只要能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3〕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整合各社会阶层，这就使得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时代必要性。

　　四 体制缺陷和道德体系缺陷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匡正和补充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大变动的时期，存在体制的滞后和缺陷和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失范”，这就需要公民的价值观匡正和补充。

　　在政治层面，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权力的制约机制的滞后，政治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是我国最大的体制缺陷。

　　西方的政治理论界，一直就存在一种政治原罪思潮，即：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一定的约束机制对掌权者加以监督和制约。近代学者早就指出：权力是要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作恶“将是一个永恒的现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4〕 对于如何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洛克主张：“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5〕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加强，再者是行政权力自身的扩张性、强制性、相对独立性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使然，对权力的如何制约也就越发地提上了日程。

　　社会主义国家依照议行合一的原则和制度，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国家的权力制约上，一般采取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中心的一元多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制，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特别是国家的行政权力没有必要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诸如贪污受贿、弄权渎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列宁尤其痛恨官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反对官僚主义，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6〕 反腐败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问题，除以权力制约权力外，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进行道德教化，给予人性上的去恶存善的净化，使公民树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所以可能互相合作，乃因由个人感情和忠诚中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7〕

　　在经济层面，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统一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我国的经济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之前的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曲解，过于强调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使得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凸显出来。这可能产生两极分化，形成贫富对立的弊端，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变质。

　　在社会道德层面，以往比较适合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套伦理道德体系，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急剧下降，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建构起来，造成了社会“道德失范”。人在社会价值的追求上重利轻义和贬低精神价值，把功利和效果当作一切，滋生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相伴的是人的道德良知的丧失和道德精神的麻木。道德虚无主义蔓延，一方面它混淆了甚至颠倒了人们对善恶进行价值判断的界线，涣散和消解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动摇了人们的道德信念，破坏了正常的道德评价机制，使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另一方面，它使得社会上的消极思想和丑恶现象得到了蔓延的机会，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混乱，严重削弱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人们的精神追求出现偏差，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人们对物质享受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以至于在社会上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物欲化的社会心理。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消极的思想使得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尤其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愈发的迫切和紧要。

　　五 价值观的多元态势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统合

　　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明显地呈现出多元性的态势，各种价值观相互冲撞，正如韦伯所说的各种价值观之状况也就如是“奥林匹斯山诸神处在不断的冲突中”，而且“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是循入神秘生活的超越世界，或者是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8〕 这就迫切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以核心价值观来统摄多元态势价值观。我国的价值观多元性的态势的原因如下：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统一体。它不仅含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产生多元的市场主体，而任何一种市场主体都要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一定的价值取向。

　　其次，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突生性。它或者超越于一定的经济关系而出现，或者滞后于其依附的经济关系而残存。在目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从总体上看，人们的价值观正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逐步转变，以公平竞争观念、效率观念、自主自强观念等为主的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不可以是“整齐划一”。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然，从宏观的全球视域来看，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的商品、技术的涌入和交往的发展，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大势向我国渗透，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交通、通讯、网络的快速发展，又加速了人们的价值观的裂变，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性的态势，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西化”、“分化”也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文化渗透战略也进一步加强，引起了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其中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冲突，也有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在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使得广大公民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态势。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撞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态势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无序性，要成功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主导社会理想、信念和精神风尚的灵魂，它对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种种价值观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成分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因而也是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支柱，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整合公民的价值观，使广大公民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