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一(1898年3月7日),法国借口英、俄、德等国于我国沿海均有租界,遂向清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在南省设立趸船之所’’等四项要求。清朝政府屈于法国政府的压力,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1898年4月10日)同意法国政府的四项要求,答应将吴川县南三都的广州湾租给法国作停船趸煤之所,租期九十九年,租界范围待对该地查勘后商订。
“东营”建立广州湾总公署
法国政府获得清政府答复将南三都的广州湾租作停船趸煤之所后,不待两国政府派代表勘定租界范围,便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三(1898年4月22日)从越南海防派出远东舰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爱尔海军中将率领三艘军舰:巴勘葛号、袭击号、狮子号,以泊船屯煤为借口侵占广州湾,在当时的高州府吴川县田头镇的雷锡村、沙头村、沙腰村、礼周村海滩登陆,并在广州湾炮台附近抛锚。远东舰队司令即拍电报给法国政府,法国军舰于1898年4月22日在广州湾之东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的一个被放弃的炮台上升起法国国旗。然后法国军队把“中国南营”招牌挂在广洲湾炮台,随后鸣礼炮二十一响,在炮台周围搭建帐篷营房,意图通过广洲湾向北扩张侵占中国更多领土。法军在靖海宫附近的红坎岭筑炮台等,欲建“中国南营”。
《广州湾租界条约》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后,1898年农历5月,法国侵略者便在吴川县麻斜(今属湛江市坡头区)建立广州湾总公署,并把麻斜改为“东营”。法军在麻斜焚毁民房,铲平耕地,强占山地,推平陵墓,激起民众义愤。村民陈跃龙、陈竹轩则与麻斜张魁开在三甲祠开会,决定发展麻斜民团,并把指挥部设在麻斜侯王庙。1901年5月初五,群众便提早一天过端午节,天未亮时便在侯王庙烧火做饭,饭后一千多人手持盾牌、刀叉、锄头、棍棒,趁法军未醒时就包围“东营”、广州湾总公署和广州湾红坎岭法军营(南营),举行示威抗议,要求其离岸。抗法烽火在南三都麻斜燃起,法军被迫迁署。
广州湾总公署首迁坡头
迫于广州湾群众义愤,法国侵略者无奈将广州湾总公署从麻斜迁出,移至坡头。并在三甲祠周围建立广州湾总公署大楼、兵营、医院(现坡头镇人民政府大院内),法文学校(现坡头小学大院内)和法国公局(现坡头卫生院旧址)。当时坡头民团在三甲祠成立“民众自救会”,使坡头在这十年时间内,同时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司令部。抗法烽烟聚起,1902年的一天,“民众自救会”在三甲祠集中,半夜出发掘断沟尾桥和冷塘涵洞,致使法国侵略者公路交通断绝。
法海军肆意登陆海头汛
法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扩张,以达到他们侵占整个雷州半岛乃至海南岛的计划。1898年6月19日,巴勘葛号、袭击号、狮子号三艘法国战舰在雷州府遂溪县海头汛(现湛江市霞山区)登陆,法军500名士兵迅速占领海头汛炮台,在登陆点大榕树挂起法国旗,筑金鸡纪念碑,建兵营,打平乐、攻南柳。法国侵略者占领广州湾后,到处烧杀掠夺。据光绪廿四年《知新报》第106册《广州湾近事汇志》载:“法军登陆后被其污淫暴虐者不可胜数。有不从者,则以死处之。附近土人,恨之入骨。”光绪廿四年七月十一日《昌言报》载:“(法人)直至遂溪县属海头汛登岸竖旗,夺民牛马。又因该处之民,不卖食物,大怒入市,捉乡民十人至船。”法军占领硇州岛、东海岛和广州湾村坊等地后,并在海头、沙湾等处建立兵营,驻兵增加到一千二百人,并加紧向遂溪县内陆腹地进攻。法国侵略者的野蛮行为激起南柳、宝满、黄略、文车、麻章、坪石等地群众强烈愤恨,纷纷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法帝斗争。
广州湾总公署被逐出坡头
法租界广州湾总公署于1909年7月14日在坡头的总部举行占领广州湾10周年和法国国庆大会。总公使柯德马夫妇和东营、西营各营营官、各区公局长全部列席。法国国防军(红带兵)、保安队(蓝带兵)和警察(绿衣兵)列队两旁,会场布满三色法国旗,会场外设置一些侮辱当地华人的娱乐节目:“打沙煲”、“爬竹杆”等。三甲祠指挥部组织民众自救会打烂沙煲,使沙煲内满身屎尿的白鸭飞出,然后抢上主席台,并拔下法国国旗擦屎尿,新闻记者欲拍照,被柯德马禁止。当地群众万人齐呼“打倒法帝国主义!”“广州湾总公署滚出坡头!”等口号,声浪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气势有如山崩地裂之势。坡头人民坚持反帝斗争,一浪高于一浪。1912年端午节,坡头农工商会各界代表又在三甲祠召开决定各行业于农历五月十四日开始总罢市,驱逐广州湾总公署。后来法帝不得不于同年将广州湾总公署迁至“西营“。
广州湾总公署“西营”告终
法帝为扩大侵略和被坡头当地抗法力量所威迫,在其登陆的海头汛地域将坡头广州湾总公署于1912年迁往“西营”,其后于1925年建筑广州湾总公署大楼(位于现海滨一路)。法租界政府以此大楼作为图谋侵略南中国扩张营盘的总部所在地,一直延续至1945年9月21日。法帝在广州湾统治了47年之久。在统治时期内法国侵略者一直遭到高雷两地人民(遂溪、吴川)的强烈愤恨和抗击,军心俱下,难以统治广州湾。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我国政府陆续接收各地的外国租借地。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祯与法国政府驻华大使馆代办戴立堂于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十八日(1945年8月18日)在重庆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并规定中法两国由中国外交部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各派一名代表组建中法混合委员会。其任务是协助当地当局,处理关于交收行政之一切紧急问题,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给法国之文武人员,得在良好之状况下,遣回本国。至此法租界广州湾总公署大本营划上了句号,结束了它的47年的侵略统治历史。广州湾比香港早52年,比澳门早54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位于海滨路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1903年建成,是法国在中国的广州湾租界的统治机关驻地。1943年至1945年为广州湾日本占领军军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9月21日,中华民国政府收回广州湾建湛江市,市政府驻此。1949年湛江市解放后,市人民政府亦曾在此办公。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建筑3层(含地下室),总面积1902平方米,有鲜明的近代西式建筑风格。
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既具特殊风格,又有很特殊经历的建筑物,如果不是原文化局局长祝宇铁了“犯上”的决心,进行一年多的据理“斗争”,制止某单位拆除兴建宿舍的行为,市民今天再也看不到见证广州湾——湛江市百年沧桑历史的一个古建筑物。
解放时在市委工作的祝宇[图]
时间追溯至1985年,为保护这一历史遗址,祝宇承受着巨大压力。他顶住上面以两次书面和3次电话下令拆除的通知,遭受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指责。某部门领导说:“这是什么文物,有什么价值?又不是革命遗址,这是耻辱标志。”
劝告祝宇不要顶住不办,并以扣下市歌舞团排练场经费来威胁。但祝宇以保护文化遗产的独到眼光,宁愿被撤职也要保护好这座历史文物。1986年春节年初四,市某领导找他谈话,严厉批评他为什么不同意拆除?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这座古建筑是湛江历史见证,是文物。我作为文化局的领导,不坚持保护这座建筑物,是失职,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对不起人民,将来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这回答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从政的风骨。为保护这一文物建筑,他觉得单文化局很难顶住从上面来的压力,于是又以过人的智慧,争取省的支持。请时任市博物馆馆长阮应祺立即以市文管会的名义,起草保护这一文物的报告。祝宇亲自签发,以快件呈报省文管会。
1986年9月7日某工程队不顾文化局的反对,在某领导支持下,恣意动手拆公使署的附属建筑物值班室,进而要拆除公使署旧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省文管会 “同意市文管会意见,这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应作为文物保护”的批复文件当天下达,这可真是挽救公使署旧址命运的“及时雨”。
但按程序省有关部门的批示,还得当地领导认可才行。祝宇当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分不开身,他叮嘱时任副局长的丁映茜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市长签批。丁映茜为此事上演一场“跟踪追击”市长的一幕。当时市长参加一位老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文化局的车开到殡仪馆,市长的车已开出返回市政府的路上,丁映茜的车忙掉转头,盯住市长的车紧紧跟随。市长的车刚开进市府大院停下,丁映茜截住市长说:“请领导阅处,十万火急!”,把工程队正在拆除公使署旧址的情况向市长作了汇报,并把省文管会批复件呈上。市长阅后干净利落地在文件上签署:“同意作为文物保护,任何单位不得拆掉”,公使署旧址才得以保存下来。
弹指一挥间,20多年过去了,公使署旧址成为进行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物。1993年祝宇从文化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
抚今追昔,近日他和爱人散步到法国公使署旧址跟前,他深情地对老伴说:“这是湛江历史的见证物,我不能不保护它。保护国家文物,每个市民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第一保护人的名字——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