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依据是什么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必然性

回首20世纪50年代，那场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几年间改变了全国所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的性质，改造和消灭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而且这场深刻的社会变动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顺利实现的，的确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应该怎样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把它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呢？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这场改造运动之前，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但是，今天我们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重新审视，特别是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大量兴起的事实面前，应该承认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认识上仍存在一些盲点，以致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理论探索的盲点和历史对逻辑思维的否定，从中得出符合规律的正确结论呢？我们认为：
首先，政治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只在本质意义上、最终意义上体现，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可能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意义。20世纪50年代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点上。当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凯歌高奏，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它的种种危机、诸多社会矛盾以及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惨遭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恨，不会赞成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突出成就，又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既然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认定搞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加上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援助，中国不能骑墙走第三条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现实情况看，新中国的政权基础很不巩固，国际上西方国家虎视眈眈，国内在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日益扩大之势，危及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必然对危及政权统治基础的私有制进行限制甚至消灭。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是战争的迫切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事实证明它是暂时的、救急的政策。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与苏俄相比具有某些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其次，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合理的、必然的，则要说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的创始人列宁曾主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是苏联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理论化、系统化，并从1927年开始通过制定国民经济的五年发展规划，把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纳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只用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经济实力就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我国解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经济建设环境相对封闭，物资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必须大量投资搞建设。同时，国民经济生活比较简单，推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时代是相适应的。事实上，计划经济在我国也产生了奇效。50年代我国仿效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基础，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推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把私营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整体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
第三，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观动因。1840年以后处于全面衰退的中国，又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连年战争，赔款割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已穷困不堪。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渴望更加强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为了迅速地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求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其可行途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使其能迅速地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从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民赶超西方国家、建设强大祖国的主观意志，必然要做出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正确选择。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剥削工人，这是它黑暗、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要逐步地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井消灭这个阶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我看这是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它的积极性一面。政治上，他们对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参加的、同情的或者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经济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反抗这种压迫，从政治上找出路，才能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经济上说，旧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虽然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起了作用的，增加了生产，活跃了市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从政治上说，我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成为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中国的领土还没有完全统一，国际帝国主义还经常向我们挑衅。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跟我们共同走了一段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跟我们在一起，在今天的反帝爱国、和平建发事业中，资产阶级还是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是可以发挥他们在政治上的积极作用的。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要限制它消极的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极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于对它的改造。我们要把它的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在一天天地发展。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能够保证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引导到无阶级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有过合作的历史，又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有和平转变的可能。我们用赎买的办法花钱最少又不损害生产，对工人阶级，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道路，是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
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政策，是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作为条件的。

这个要随时代而定，毛主席也说不清楚，不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