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赏析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决心隐居后所作。诗人通过描写农村的美好风光,展现自己闲适的生活和超脱的心境。
此诗的语言平淡朴素,但又不失韵味。以毫不夸张的手法,用家常话写出沁人心脾的境界,显得自然而又耐人寻味。“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句话把这首诗的语言特色表达得淋漓尽致。
以景为诗源,以情为诗缘,以理为诗尾。前四句的“心”与“地”正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只要你“心远”,无论在何地都不会受世俗喧嚣的干扰。你,一边采着菊,一边赏着山,人景融为一体。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构成一幅美好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物我相融,意味无穷。
全诗清新自然,无任何矫情,写出诗人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的感情。若是没有他超凡脱俗的品性,和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如何能有如此海阔天空的诗作。欲 人都有欲。人欲无忌,而人欲有异;人欲无边,而人欲有限。活到哪种年纪就有哪种欲望。无欲望便无希望。但欲因人生,人因欲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欲望,不同的欲望造就不同的人。立欲必正,验欲必果。人生如何,重在立欲。欲系福祸,各自把握。唯非分之欲是过。欲壑难填,莫坠其渊!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居秋暝》就是王维写的一首五言律诗。诗一开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是空空的,很容易让人想到空旷、静谧。王维受其母的影响较深,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在诗人的眼里,一切胜景浮名都不过是一“空”而已!傍晚十分,一切都迷蒙起来,淅淅沥沥的秋雨过后更是一片清冷的秋意!也是为全诗定下了恬淡、清新的感情基调。同时暗点了时间、地点。
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是入声,“照”是去声。声调由低敛而趋向高放,与月亮逐渐铺洒松林的景况相容。下句前四字全为齿音,末尾“流”字是舌音,发音由细碎而圆转,让人仿佛听到了月光照射下的清澈的泉水流经石上的潺潺之声,像优美的奏鸣曲一样响起,在空旷辽远的山间传得很远很远!诗人眼中的明月不似苏东坡笔下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般豪迈奔放,却是疏疏朗朗地从松叶之间倾泻下来,似乎月光可以用心去数一数!“照”写出月光倾洒的情态。“流”字却化出了声音。这不能不说诗人精当的炼字功夫。在诗人的笔下,不仅勾勒出了一幅恬静、淡远的秋色晚景图,还呈现出山水画难以表现出的动态美、声音美,这是由于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因此诗人更能精确的感受到自然山水音响的协奏。
诗的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从上联的所见之景写到所闻之景。先是闻到竹林中传来的阵阵欢声笑语,再带出浣纱女子归来的情景;莲叶翻滚,传来渔舟荡水之声,原来是渔人乘着月夜去捕鱼。他们从不同侧面写出了山村居民淳厚、朴实、勤劳的品质。这种不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也陡添了诗的情趣和意味,激发了读者的兴趣和联想。在静寂的秋夜雨后,却透露出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的确,人是一切景物中的点缀。人的出现,会使原本美丽的画面更加增添一种灵动、飞扬的色彩和情调。“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种以动写静的写法,更衬出山林的“空”和“静”。
清人王国维说得好“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有人说“一片自然景色,便是一个心灵的世界。”诗人笔下的景色如此清幽、明净、静寂。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由于母亲的影响,人生的挫折和屈辱,王维常将自己的身心沉浸在佛教的精神王国中,以求得超脱。佛教有所谓通过“禅定”“止观”的方式来体悟佛礼的做法。它要求人们屏弃杂念,唯存一念于所观照的物境。久而久之,就可以达到安适、自如、明净的状态。“审象于静心”就是指这种通过凝神静观以体悟佛礼的方法。由于诗人的心境极为淡泊、宁静,不含任何杂念,所以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能打动诗人的心,所见的所闻的皆是美之所在,形诸于诗,则是空灵清净、平淡之境。
诗的尾联,诗人大发感慨,“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春草就随它衰败吧!如此清幽、恬静、淡远的秋景,自可以留住王孙去静静地欣赏品味,其实这是诗人借《楚辞·招隐士》反其意而用之,意在表明自己的人生志趣和追求。
经过我们的分析、品读,我们发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王维笔下的景其实就是 诗人心灵的物化,只有借助外物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情感,读来才会觉得韵味悠长,含蓄隽永,打动人心。
陶渊明的诗恬淡平和,王维的诗诗中有画。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正是王维山水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1)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
固守与停顿(说说陶、杜田园诗的异同)
作者:周荣池
陶渊明是风流名士,这不仅在于他有没有某种社会位置,关键在于他有魏晋名士的精神品质,有着士人的洒脱与乐观。能在辛苦中作乐便足能证明他的这种精神状态: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心。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饮。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他在劳动的过程中,不只体会到了劳动的辛苦,更有不计收获有无的快乐。在南北朝时期,“士大夫耻涉农商”(《颜氏家训》)。然而陶渊明却不以此为耻。这又是陶渊明精神品质与一般诗人的异质之所在。
可以说对于田园,陶渊明选择的是固守的方式。他用自己的诗歌证明了这种坚定的品质,他认为在土地上有他眷念的一切。这些才是他生命和精神的原生的组成元素。惟有田园才是他固守的精神家园: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饮酒·其五》
诗人的心境远迈,脱凡出俗。这种“隐”的心境便是诗人对土地的固守。
杜甫一生经历坎坷,按照他的经历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创作的过程分成这样7个阶段:少壮漫游、旅食京华、奔赴行在、度陇入蜀、定居草堂、滞留夔州、漂泊荆湘。(北京大学:葛晓英《杜甫诗选评》)在这样几个阶段当中,通过我们对诗人诗歌进行的考察可以发现,定居草堂的五年生活对于作者的人生来说是相对平稳也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一笔优美之作: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江村》
诗人果真是安逸了吗?读了这样的诗歌后我们感到疑虑。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这里的一切只是诗人的一次停顿,只是诗人生命的某一次偶然的呓语,因为杜甫是“诗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人终于吐露了他的真正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真正情感在这样的风雨飘摇的茅屋里产生了。诗人不是为了一己的的安定和幸福,而是为了许多“寒士”的幸福冷暖,甚至“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才真正显示出诗人的理想之光。
尽管草堂的生活很美妙,诗人曾经这样写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其三》
这里是乐园。但不是杜甫的乐园。大地在远方,诗人要远行。杜甫在草堂的五年生活和创作里一直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才是杜甫。他是一个行者,永远要在路上的行者。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草堂固然美好,但诗人的人生只有这一次停顿。
因此,从陶渊明和杜甫的精神状态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精神状态是非常的自由的,对于田园他甚至是向往与追求的。他的田园诗歌的姿态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固守。而杜甫的精神状态相对陶渊明则是比较拘束的。这种拘束来自于诗人为人臣、为大丈夫的责任感。这样看来杜甫田园诗的则只是诗人人生中的一次停顿。这种停顿客观上产生了一些优美情景的诗篇,但是并没有改变诗人一生苦行的追求。
二
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成就的诗篇就必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精神状态对诗人诗歌创作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控制产生的,也是这些诗篇表现着诗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流动和互动的过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归田园居诗五首》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江亭》
明清时期推崇陶渊明和王维的一派诗歌论点往往批评杜甫缺乏“冷然独往之趣”,即缺少陶渊明和王维诗歌中的优游自适的意趣。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并非杜甫不知道这种山水的乐趣而是他没有那种隐居田园的志向而已。陶渊明因为对田园生活有一种固守的乐趣,所以他的创作自然是显得自然而且纯美繁荣。在《归田园居诗歌五首》中,作者用几乎不动声色的白描写出田宅树木,一切径直说出,毫不花费力气。这一切无不体现诗人对这些事物的眷恋。《人间词话》中的所谓“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境界,正是陶渊明在这些花草树木上的感悟。这一切就正是陶渊明自身。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是比较自由的,其诗歌的叙述也就是自由的,田园事物,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而杜甫在思考。有些痛苦之态的思考。王羲坦腹东床,向来是一个择婿的佳话。这里诗人取的是表面的意思,写出诗人与王羲之同样放达的姿态。春暖之时,坦腹江亭,长吟诗歌,眺望原野,这些不正是那些谈理说玄的的东晋文人的风姿吗?
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又不是。时间的流转是自然之道,万物欣欣向荣却在各自的造化中得其所识。这也正是王羲之所说的 “大矣化功,万殊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兰亭诗》其二)的道理。然而杜甫没有能够参透这个道理而达到绝对自由的状态,这也是他和陶渊明的区别的原由。所以诗歌的末尾诗人还是回到了思念故乡的苦闷当中来。
“羁鸟恋旧林”的陶渊明意在归隐放弃世界,而“故林归未得”的杜甫其实是关怀时世,两人的追求是不同的,因此二人的田园诗歌在内容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从精神状态来考察诗人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同了。在草堂的生活时的杜甫也有过“焉得思如陶、谢”的愿望,终于又不能心甘情愿地在草堂“萧萧送日月”。行者终于还是要上路的。
综观陶、杜的田园诗歌在表现的细节和意象上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但是因为二人的精神状态的不同,陶渊明的诗是真正的自在,而杜甫的田园诗则是沉重的状况下的自在,一种是自由的飞翔,一种是负重的飞翔。
三
前面我们谈到了精神状态以及诗歌的差异,精神状态的差异表现在了诗歌的创作上。然而我们再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回发现这两种精神状态下成就的两种特质的诗歌有仿佛给我们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精神状态和诗歌特质的差异并不是构两个诗人完全对立的因素。在这种差异的状况下,同样可以成就两个诗人的伟大,更重要的是两个诗人及其诗歌在精神内蕴上有某种一致。这种一致取决于他们终极的精神归属。
说到底两诗人或自由或困顿都是表达了一种反抗与疼痛。
陶渊明是。杜甫更是。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 杂诗》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马随李广,看射虎终残年。 《曲江三章章五句·第三章》
陶渊明的固守虽然自由,但是他是孤独的。他只是相对比较习惯孤独,然而他也没有忘却自己身上的疼痛,这种疼痛来自于仕途的不顺畅,来自于社会的不安。陶渊明是失望之后的固守。为此有人怀疑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壮语是不是出于真诚。这里也不是对他品质的怀疑,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可能他的固守归结于他在人世的失落便更加可信一些。而他心目中还有着对尘世的眷恋,还包含着对人世疾苦的关注。
在失望之后陶渊明并没有泯灭自己的理想,冲淡平和之中,包藏着炽热的爱与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便才是诗人的真正的人生追求。从其他的诗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塾之不愿!嗟呼二贤,逢世多疑。怀沙写志,感鵩献辞。 《读史述》其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钟嵘推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非是全面的,诗人在内心深处仍有隐隐的疼痛,仍包含着大丈夫的志气。
杜甫从来就是如此的。在入蜀的几年里,生活虽然相对安定,但诗人的心底仍旧如变幻的唐朝一样在波动,保持着他自己的反抗性。现世的失落之后便是诗人从内心的反抗。封建社会往往有人试图曲解或者说是隐没杜甫保持一贯的这种反抗性的特征。在现代这种见解也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文中指出:从杜甫入蜀到他死时,是杜诗的第三个时期。·····他并不赞成隐遁的生活,所以并不求出世,他只过他安贫守分的生活。这个时期的大多写这种简单生活的诗。······幸而杜甫也有他的诙谐风趣,所以他总是寻得事物的滑稽的方面,所以他处处可以有消愁的诗料,处处保持他的那种打油诗的风趣。”
这里胡适先生分明是泯灭了杜诗的反抗精神,伪造了“滑稽的风趣”这样一种说法,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对杜诗的污蔑。实际上杜诗在入蜀时期仍有大部分有阴郁的影子。比如诗人说“至经丧乱少睡眠”“乱代飘零余到此”可见他这一个时期也不是完全轻松的。 他的心里有着怀才不遇的阴影。而相对安逸的生活可能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埋没,甚至侮辱。对陶渊明也是。
由此,虽然陶渊明、杜甫二人的精神状态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两个人的精神内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来自于两个诗人一样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家园的热爱。一个是近似于农民的爱,一个则是书生行者的爱。这是殊途同归的。
陶渊明 , 晋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名潜,字元亮。平淡而又淳厚的艺术风格,质朴凝练的语言风格。如:《归园田居五首》。
《归园田居五首》 其 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
王维, 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字摩诘。诗歌情趣恬静悠闲,风格清新淡远。如:《山居秋暝》。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饮酒---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诗抒写了忘情世事、淡泊名利、融会自然的悠闲心态。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所作,写秋晚山景,借以表达作者对纯朴安静、放纵山林生活的热爱。诗人描绘了山中秋雨过后清朗明净的月夜:松间的明月、石上的清泉、竹林中的浣女、溪中的渔舟有机地构成了一幅明丽的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