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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忆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钟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读了《钱钟书的读书笔记》你一定感慨万分吧！一代宗师治学给我们启迪多多！做学问需要灵活的大脑和良好的方法，缺一不可。文中所说的“读书笔记”相当于我们介绍的“做摘录与卡片”，只不过“读书笔记”是专题的摘录与分析，而卡片则是能够五花八门包容许多的素材纪录。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最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近作《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称，自己本来可以在宿舍里读书的，但偏爱去图书馆。她说，读书如“串门儿”，借几本书在宿舍读是串几家的“门儿”，而站在图书馆的长长的书架前，“家家户户”自由出入，幸无穷。可见读书是钱、杨的共同志趣，他们留学英国在牛津读书时，钱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 le ian），以饕餮之蠹自诩。近年杨绛整理钱钟书的笔记，计有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中文笔记分大体数量与此相当；另有“日札”23册，2000余页，加在一起足足四十卷。杨绛说：“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书虽多，也不易遗忘。”（《读书》杂志2001年9月）
其实“先搜集材料，再按题作文”，就像我们看妈妈做饭一样，做饭要有米、有水、有菜……没有这些怎么能做好饭呢？正如俗话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文和做饭一样，也要有生动充实的素材，丰富多彩的词汇……。没有语言、没有素材，是写不好作文的。当然，作文也有作文的技法，但是，如果不注意学习语言、不注意积累素材，脑子里空空的，技法学得再多，作文也写不生动、写不实在，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