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始了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2.提高了人们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觉悟;
3.埋葬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一、开始了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它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辛亥革命也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三纲五常”被看成是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万万不可逾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可得而诛之”。诚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确实也有些人敢于起来造反。但是,到头来这些起来造反的英雄,在打倒了旧的皇帝之后,自己却又依样画葫芦地做起皇帝来。
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但是,直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天国”仍然是带有封建性的君主专制制度。义和团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它只能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维新派鼓吹变法救国,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却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泽厚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正是当时万千士大夫的共同心声。总之,直到十九世纪末,“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人们思想中仍然牢固地存在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于一八九五年秋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作了用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第一次尝试。
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彻底否定君主制,确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期坚持保皇的立场,即使在反满革命的人士中,也还有人想在推翻清朝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汉族帝国。针对这种情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不断地剥去君主头上的灵光,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揭露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大力宣传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例如一九○一年六月出版的《国民报》第二期上《说国民》一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接着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故凡受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的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所为者,非国民也。”这里,作者已隐约地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国,以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很平常的话,在当时却是有石破天惊的意义的。
在揭露批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它系统、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邹容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歌颂了共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于后来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泼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孙中山从一九○三年始也加强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的宣传。他先后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诸文中,在批判帝国主义列强所推行的瓜分中国或保全清朝政府的政策、驳斥保皇派的过程中,有力地宣传了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的必要性。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就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同盟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规定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并庄严地宣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宣言》)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啊!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提高了人们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觉悟
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它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与清朝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确立了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观点,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世界形势和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缺乏认识的。甲午战争中国遭受到惨重的失败,这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纷纷奋起投身于救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的武装反清起义,都是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开始的。甲午战后不久,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个重大的历史变局,给帝国主义的侵华带来了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点,即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手段。随着这一特征而来的是一八九七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了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和竞相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争夺霸权的斗争。这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空前尖锐、空前炽热。
怎样将中国从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挽救出来,已成为一切爱国者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他们探讨的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求答案。人们在追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在孙中山周围渐渐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认识迅速提高了。
第一,提高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甲午战前,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头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思想。维新变法运动在帮助众多的士大夫认识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危境,激发爱国热情,促进民族觉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形势认识得更加清楚了。这时留日学生中的刊物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并从各个方面探讨西方国家所以强盛、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良图存的途径,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当时世界形势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们已认识到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说:“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风潮则其母也。” (《浙江潮》第一期)照他们看来,这种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然以整个民族为基础,以整个经济实力为后盾,它的侵略性也就格外可怕。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固然是不对的,但他们能看到列强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看到在它们的背后是经济膨胀,有着“少数资本家,已万目齐注,务必扩充其财产”这个重要因素。他们还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
第二,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清朝的统治结合起来。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坚持着斗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所谓救亡,不过是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变法改革。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也是把二者分开的。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看到武装侵略将遭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于是采取利用清朝政府作为工具以达到它们侵略目的这一狡猾的手段。而清朝政府又公开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它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再加上人们的一切爱国活动,都遭受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促使人们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终于认识到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概念,这时已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使人们从十九世纪末年占统治地位的要救亡只有维新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得出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结论,从而开创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诚然,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狠及其侵略的必然性,但又对它们存在幻想。他们认识到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并高高举起了反满革命的旗帜,但他们的斗争仅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他们不知道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民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终于导致这场革命的失败。但是,近代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前进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没有能够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在当时已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的这种认识,也有助于后来革命的人们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埋葬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确是一种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决不能因为辛亥革命虽赶走了皇帝,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就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低估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这段话,确是深有体会的中肯之言。
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建立共和政体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个巨大的进步是经历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坚韧不拔地进行宣传鼓动,使民主共和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武昌起义爆发后,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再把它扭转过来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革命的果实虽为袁世凯所窃取,但在袁世凯完成他的专制独裁统治之前的民国元年、二年之间(二次革命前),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城市中大体上能得到保障。民主空气高涨,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民族资本主义在“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口号下,出现了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的热潮。这些显然都是与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民主共和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以后谁要是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做皇帝,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总头,砍掉了这个头,就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稳定的秩序来。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继续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其次,它使中国人民思想上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如今居然可以废除,还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不可以怀疑、打破?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是不会再退回去的,思想一经解放就不可能阻挡。辛亥革命后不过八年的时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在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繁荣祖国方案的过程中,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无疑有助于提高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有助于后来人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科学的认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后来人们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石,他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它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朝的统制。
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改变了中国的政局。
人教版的八年级上册历史书标准答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1)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2)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约法》
3)革命派具有妥协的性质,革命不彻底,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4)革命没有发动广大群众,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位置。
最大功绩是第一条。
以上内容摘自二期课改历史第五分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