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韩非子说:「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 西汉司马迁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唐代杜甫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北宋王安石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梁启超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商鞅 中国历史上对于商鞅及其学说、政策的评价不一而足,褒贬不一。 商鞅出生于卫国一个没落的宗室贵族家庭,姓公孙,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卫鞅,后来因为他在河西之战中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卫国,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 ”商君”,因此后人就习惯上叫他商鞅。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但是他又担心百姓议论、批评他,所以犹豫不决。 一天,秦孝公召开朝会商议变法事宜,来到秦国的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面对秦孝公的犹豫,商鞅斩钉截铁地说:「 ”您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怕天下人议论您。况且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可以使百姓获益,就不必遵循旧有的礼制。”由此,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同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的意见,提出了「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也就是,商鞅认为,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这就为变法的实施提供了舆论基础。 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 在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奖励他十金。商鞅见围观的百姓只是叽叽喳喳地议论,却没有一个人上去扛木头,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个人抵挡不住巨额奖金的诱惑,面对可能被戏耍、被嘲笑的结果,把那根三丈长的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城北门。商鞅立即奖励了他五十金。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 ”徙木立信”的故事。当时,通过这一举动,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威信,大家开始相信,商鞅变法是动真格的,令行禁止,任何人都得遵从,没得商量。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实行连坐之法”,使得秦国日渐强大起来。 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使一度被称为「 ”以夷狄视之”的秦国跻身强国之列。 但商鞅变法也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在秦孝公的庇护下,商鞅尚能于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大放异彩。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最终难逃被车裂、灭族的命运。 商鞅虽然被诛杀,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后世秦国君主仍然多遵循其法,这也使得秦国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 商鞅变法,被历代改革家们视为变法成功的典范。而商鞅本人也被称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商鞅将「 ”法”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 ”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他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 ”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 ”先王之教”;他提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懂;他主张以法官、法吏为师,给百姓解释法令,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 不过,商鞅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也是司马迁、贾谊、杜甫、朱熹等人批评商鞅的根源。 在商鞅看来,国家和民众是对立的,民富国便不强,国强民便不能富,如果想强国,就要让百姓保持贫困。 商鞅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称为「 ”六虱”,他认为,只有保持贫困,百姓才会有奋进的力量,因为一旦富裕起来,百姓就会琢磨些奇技淫巧,就会去追求「 ”六虱”,而这些是不利于国家的强大的。 商鞅主张严刑峻法,他的法令是建筑在压制百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凡是政令、法令,都是不容置疑的,百姓们不得 *** 、不许议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风云人物也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沉沉浮浮,却从来没有被抹去、被遗忘。历史总能以它独特的厚重与深远,给我们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