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详细点，不要回答是人文社会科学。

先说“科学”。比较公认的解释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是在名词意义上的解释。还有一个形容词意义上的解释，就是“符合规律的”或者说“符合实际的”之类的意思，所谓“教育要符合科学”、“这种教育不科学”（或“很科学”）。显然，现在人们争论点决不是后者意义，而是前者。因此，“很科学”之类的意义我们可以排除在我们的争论之外。 再说“教育”。简单地说，“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影响人的实践活动。” 其实，要弄清教育是否是科学，还可以从面临的对象上入手。科学要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使是研究“思维”，也是从逻辑形式方面抽象地进行研究，基本上不涉及人本身的情感、价值等等因素。而教育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人的心灵（因为医学也是解决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教育不是科学”，有的朋友老想不通呢？这可能是把“教育”同“教育学”混淆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从事教育”“学教育”“搞教育”，这三个教育的含义是不同的。“从事教育”意思是“教育实践”，“学教育”的“教育”是指“教育学”，“搞教育”的“教育”，可能是“教育实践”也可能是“教育学研究”。 如果说“教育学是科学”，似乎说得过去，因为教育学是总结教育实践经验、概括教育实践活动的系统理论。 但是，即使把“教育学”、“教育研究”完全归入“科学”，也是值得商榷的。这正是我们今天争论的焦点！ 人们现在一般认为，人类有三大知识体系（当然，这是相对区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而是“人文学科”）。我同意这种说法。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学科。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实和规律（因果联系），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管理学等等）关心的是组织和效率，而人文学科则关心的是价值和意义。 那年我在陕西师大读书，著名学者尤西林教授给我们讲课时，我第一次听到“人文学科”这个词，感到很不解。因为我以前都说的是“人文科学”。当时我就在课堂上举手问尤西林教授：“为什么不说‘人文科学’而要说‘人文学科’呢？”我至今记得尤老师很潇洒地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人文学科’千万不能说成‘人文科学’！这不是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对人文精神、人文世界、人文意义的理解。因为人文学科不是科学！” 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人文学科不是科学！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说：“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他的理由是：“人文学科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或者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的。”（林毓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伽达默尔说：“在英语用语中，唯有各门自然科学才叫做‘Sciences’（科学）。”（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人文学科的范围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外的所有学科。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赞助基金的法案谈到人文学科，是这样表述的：“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研究领域：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学科内容、运用人文学科方法的社会科学的那些方面。” 以上论述还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现在，我们进入“教育”。 作为实践层面上的“教育”，无疑不是科学。可能这不会有多大的争议。当然，具体到教育教学内容，我们会涉及到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会运用一些科学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实践本身不是科学。因为它所涉及的对象，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社会而是人的内心。但现在正是因为一些教育者不自觉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技能的施展，当成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所以，师生关系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科学中的客观、冷峻、共同规律，取代了教育中应有的对情感、心灵交融和对独一无二个体心灵宇宙的关注。 作为理论层面上的“教育”稍微复杂一些。关于教育学的归属――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至今没有定论。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两种思路和方法。（参见杜时忠：《人文教育论》） 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一切尽在哲学中”，教育学当然也不例外。但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成功之后，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奉为人类知识的典范，因而在人文学科领域掀起了一股实证化的思潮，而且一切学科都必须经受“科学性”的检验，在此背景下，教育学开始向“科学”进军。 但从赫尔巴特开始，教育学逐渐走上了一条科学－实证化的道路：它先以心理学为基础，后以社会学（调查统计）为榜样，到了现代，教育研究又开始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测量等方法与技术，“教育心理化”的趋势越来越成为主流，并以此奠定并强化“教育是科学”的观点。到了当代，不但用“信息输入、输出、反馈”之类的短语成了教学过程常见的描述用语，而且“教育技术化”成了时代口号。“不仅教育过程的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率，即‘在最短的时间内灌输最大数量的知识给学生’，而且教育研究也讲究效果即对教育实践的改进和教育研究更加实证化科学化。”（杜时忠：《人文教育论》）。“K·克劳尔、W·布瑞钦卡、L·M·阿利希和瑞斯纳等人以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试图建立教育现象与事实的因果解释理论，把理论法则化和操作化。”（金生闳：《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对教育研究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科学”前景！ 我认为，教育学更接近于人文学科，因为它关注的不是因果，不是规律，不是物性，而是价值，是精神，是人性。教育学研究的教育现象，不是精确的而是模糊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准确的是说，在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已经融为一个整体。虽然教育学研究中不排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容纳其研究成果，比如前面所说的心理学、社会学，还有经济学、物理学、数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等等。但是，这不意味把教育就是科学本身。一个电影导演在创作时，也需借助于现在科技手段以丰富和完善其艺术表现力，但如果谁因此而认为电影是科学，导演是科学家，则显然很荒唐。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教育研究中运用了一些科学手段，便断定教育学是科学。因为手段并不能决定一门学科的归属。（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对“教育科学”表示质疑，而我赞同这种质疑。）当然，在人们不重视科学手段的时候，我们强调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是必要的。但今天，当教育研究正走向“唯科学”或者说“科学主义”的时候，我们强调教育学更接近于人文学科，是有现实意义的。 “唯科学”教育思潮，试图以“科学”来解释教育学，并以自然科学的学术规范来规范教育学研究，因此，讲究“严密的体系”、“崭新的范式”以及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昙花一现“学术名词”；于是，各种一线老师读不懂的教育学论著便应运而生了；而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著作则被不少“教育家”们讥为“没有体系”。而“唯科学”（不客气地说，实质上是“伪科学”）的“研究成果”总是散发着自然科学的气息：公式、图表、曲线……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统计数据和调查材料，似乎就不能算学术论著。尤其要命的是，“唯科学”教育思潮，把教育实践也视为“科学的技术操作”，把学校当作“人力加工厂”，把教师当作工人，学生当作加工对象（既然如此，师生之间哪有“朋友”之说），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在教学方法上，都追求一种规范、统一、精确、共性的程序和法则。 在教学内容上，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被“科学之刀”精确地肢解、切碎，然后往学生脑袋里源源不断地注入…… 还是那句老话：在教育（包括教育学）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人”失落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教育的人文性，并不排斥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换句话说，我们反对教育中的科学主义，但与此同时则大力弘扬教育中的科学精神――比如求真精神、批判精神，等等。科学精神是一种不迷信任何权威的自由精神，这与人文精神恰恰是相通的。在愚昧仍然盛行的中国，这种科学精神尤其需要。 如果要“超脱”一点或者“客观”一点说：教育学应该超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追求一种以“人文”为主同时融合“科学”的一种有机整合。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但在今天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在“唯科学”思潮仍然在侵吞教育的时代，作为一种纠偏，我宁肯大声疾呼：教育，不属于科学，而属于人文学科！

先说“科学”。比较公认的解释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是在名词意义上的解释。还有一个形容词意义上的解释，就是“符合规律的”或者说“符合实际的”之类的意思，所谓“教育要符合科学”、“这种教育不科学”（或“很科学”）。显然，现在人们争论点决不是后者意义，而是前者。因此，“很科学”之类的意义我们可以排除在我们的争论之外。

再说“教育”。简单地说，“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影响人的实践活动。”

好，如果对上面的语义界定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实践活动”的“教育”，怎么可能同时又是“知识体系”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不是科学！

其实，要弄清教育是否是科学，还可以从面临的对象上入手。科学要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使是研究“思维”，也是从逻辑形式方面抽象地进行研究，基本上不涉及人本身的情感、价值等等因素。而教育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人的心灵（因为医学也是解决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教育不是科学”，有的朋友老想不通呢？这可能是把“教育”同“教育学”混淆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从事教育”“学教育”“搞教育”，这三个教育的含义是不同的。“从事教育”意思是“教育实践”，“学教育”的“教育”是指“教育学”，“搞教育”的“教育”，可能是“教育实践”也可能是“教育学研究”。

如果说“教育学是科学”，似乎说得过去，因为教育学是总结教育实践经验、概括教育实践活动的系统理论。

但是，即使把“教育学”、“教育研究”完全归入“科学”，也是值得商榷的。这正是我们今天争论的焦点！

人们现在一般认为，人类有三大知识体系（当然，这是相对区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而是“人文学科”）。我同意这种说法。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学科。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实和规律（因果联系），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管理学等等）关心的是组织和效率，而人文学科则关心的是价值和意义。

那年我在陕西师大读书，著名学者尤西林教授给我们讲课时，我第一次听到“人文学科”这个词，感到很不解。因为我以前都说的是“人文科学”。当时我就在课堂上举手问尤西林教授：“为什么不说‘人文科学’而要说‘人文学科’呢？”我至今记得尤老师很潇洒地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人文学科’千万不能说成‘人文科学’！这不是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对人文精神、人文世界、人文意义的理解。因为人文学科不是科学！”

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人文学科不是科学！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说：“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他的理由是：“人文学科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或者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的。”（林毓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伽达默尔说：“在英语用语中，唯有各门自然科学才叫做‘Sciences’（科学）。”（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人文学科的范围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外的所有学科。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赞助基金的法案谈到人文学科，是这样表述的：“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研究领域：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学科内容、运用人文学科方法的社会科学的那些方面。”

以上论述还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现在，我们进入“教育”。

作为实践层面上的“教育”，无疑不是科学。可能这不会有多大的争议。当然，具体到教育教学内容，我们会涉及到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会运用一些科学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实践本身不是科学。因为它所涉及的对象，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社会而是人的内心。但现在正是因为一些教育者不自觉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技能的施展，当成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所以，师生关系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科学中的客观、冷峻、共同规律，取代了教育中应有的对情感、心灵交融和对独一无二个体心灵宇宙的关注。

作为理论层面上的“教育”稍微复杂一些。关于教育学的归属――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至今没有定论。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两种思路和方法。（参见杜时忠：《人文教育论》）

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一切尽在哲学中”，教育学当然也不例外。但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成功之后，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奉为人类知识的典范，因而在人文学科领域掀起了一股实证化的思潮，而且一切学科都必须经受“科学性”的检验，在此背景下，教育学开始向“科学”进军。

无论如何，教育学向科学进军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不但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将教育从单纯的道德教化扩展到爱智精神的培养，而且一些自然科学手段的引进也推动了教育研究的向前发展。这个意义或者说这个功劳，至今没有磨灭。

但从赫尔巴特开始，教育学逐渐走上了一条科学－实证化的道路：它先以心理学为基础，后以社会学（调查统计）为榜样，到了现代，教育研究又开始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测量等方法与技术，“教育心理化”的趋势越来越成为主流，并以此奠定并强化“教育是科学”的观点。到了当代，不但用“信息输入、输出、反馈”之类的短语成了教学过程常见的描述用语，而且“教育技术化”成了时代口号。“不仅教育过程的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率，即‘在最短的时间内灌输最大数量的知识给学生’，而且教育研究也讲究效果即对教育实践的改进和教育研究更加实证化科学化。”（杜时忠：《人文教育论》）。“K·克劳尔、W·布瑞钦卡、L·M·阿利希和瑞斯纳等人以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试图建立教育现象与事实的因果解释理论，把理论法则化和操作化。”（金生闳：《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对教育研究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科学”前景！

我认为，教育学更接近于人文学科，因为它关注的不是因果，不是规律，不是物性，而是价值，是精神，是人性。教育学研究的教育现象，不是精确的而是模糊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准确的是说，在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已经融为一个整体。虽然教育学研究中不排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容纳其研究成果，比如前面所说的心理学、社会学，还有经济学、物理学、数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等等。但是，这不意味把教育就是科学本身。一个电影导演在创作时，也需借助于现在科技手段以丰富和完善其艺术表现力，但如果谁因此而认为电影是科学，导演是科学家，则显然很荒唐。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教育研究中运用了一些科学手段，便断定教育学是科学。因为手段并不能决定一门学科的归属。（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对“教育科学”表示质疑，而我赞同这种质疑。）当然，在人们不重视科学手段的时候，我们强调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是必要的。但今天，当教育研究正走向“唯科学”或者说“科学主义”的时候，我们强调教育学更接近于人文学科，是有现实意义的。

“唯科学”教育思潮，试图以“科学”来解释教育学，并以自然科学的学术规范来规范教育学研究，因此，讲究“严密的体系”、“崭新的范式”以及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昙花一现“学术名词”；于是，各种一线老师读不懂的教育学论著便应运而生了；而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著作则被不少“教育家”们讥为“没有体系”。而“唯科学”（不客气地说，实质上是“伪科学”）的“研究成果”总是散发着自然科学的气息：公式、图表、曲线……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统计数据和调查材料，似乎就不能算学术论著。尤其要命的是，“唯科学”教育思潮，把教育实践也视为“科学的技术操作”，把学校当作“人力加工厂”，把教师当作工人，学生当作加工对象（既然如此，师生之间哪有“朋友”之说），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在教学方法上，都追求一种规范、统一、精确、共性的程序和法则。 在教学内容上，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被“科学之刀”精确地肢解、切碎，然后往学生脑袋里源源不断地注入……

还是那句老话：在教育（包括教育学）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人”失落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教育的人文性，并不排斥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换句话说，我们反对教育中的科学主义，但与此同时则大力弘扬教育中的科学精神――比如求真精神、批判精神，等等。科学精神是一种不迷信任何权威的自由精神，这与人文精神恰恰是相通的。在愚昧仍然盛行的中国，这种科学精神尤其需要。

如果要“超脱”一点或者“客观”一点说：教育学应该超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追求一种以“人文”为主同时融合“科学”的一种有机整合。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但在今天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在“唯科学”思潮仍然在侵吞教育的时代，作为一种纠偏，我宁肯大声疾呼：教育，不属于科学，而属于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