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郑振铎 全文

最后一课

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拓展资料：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

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

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贼指对社会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悯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

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

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 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 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摸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

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 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扩展资料：

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现代作家郑振铎（1898-1958）的散文作品。

郑振锋，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专家。幼读私塾，后入中小学。一九一九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一九三一年起，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

一九四九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既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著作极丰的学者型作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蟊（máo）:贼指对社会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悯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摸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扩展资料：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最后一课

最 后 一 课
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 “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原文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入物，是一贯的料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己经到丁。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住，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伪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向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个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傍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