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下面是文章与人品高考作文800字,欢迎参考。
喜欢一卷诗书在手,或品读“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慵懒与情思,一抹浅淡的远山黛,画出女子的婉丽;或感受太史公笔下暗潮涌动的政权争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或带着一颗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体味异域风情。正如古人所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错的,在文章中确实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学界受人敬仰的,读者都能找到与文章匹配的词语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来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仅从一篇文章中体现,而是渗透在作家一生的写作历程中。初识袁中郎是在《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潇然山水的才子,想来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学家,他自言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赞美自然风光的游记中,每一篇都是他对这种生活本色的探寻,一种行胸臆的格调。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内心,我们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共鸣。
文学贵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们总认为的在人格与文章之间的'等号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会成为人心的面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也许我们需要用一双聪慧的眼,一颗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发人性的途径,而有时这条道路会被外界因素阻隔,让我们看不真实,文章本身也沦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当革命的烈火蔓延整个中国大地时,他的诗便成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产物,毫无立场的歌颂与批判,是成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许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锁时,所有艺术的美感就消失殆尽了。曾经歌颂出《女神》这样唯美诗篇的人,湮没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有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文显其品动人心。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真当作汤底,用生活的阅历作为菜料,以真情实感为辅料,烹饪出一锅令人回味的佳肴。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言言言,言尽世间冷暖;文文文,文中自有乾坤。
——题记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我看可未必。性情偏急就一定文局促吗?品性澄淡下笔就一定悠远吗?金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说得好,“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并不能证明其人品也高雅,文品与人品或许并没有太多联系。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或许心地非常善良,一位拥有绝世才华的大诗人或许是个阴狠狡诈之徒。李绅这个人大家或许不熟悉,但是他写的一首诗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就是《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首多么好的同情农民的诗啊。此时李绅在人们心中大多是同情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的光辉形象,可这一切在他为官之后就彻底颠覆。布衣换上官府后,李绅温和、悲悯的神情变成了一幅滥施淫威的酷吏的丑恶嘴脸。反观隋唐时期的程咬金,虽然长相粗犷,没啥文化,但为人却光明磊落,心地善良,性情直爽。这与李绅的形象可谓是行成鲜明对比。
再说朱熹,宋代大儒,他注释的儒家经典被尊为正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取士都要引他解释的儒家经典才行。文学成就如此之高的他人品却不值得称赞,他为人虚伪他曾用伦理逼死了一个寡妇,而且他解释论语把生活化的内容曲解成理学。还有古代知名美男子潘岳,他曾在作品中描绘自己淡泊名利、忘却功名。情志高洁而被人们所称赞,而现实中他爱慕虚荣,趋炎附势是一个向权贵献媚善于结党营私的无耻小人。说完这些古代的再说说现代的,汪精卫才貌双全,却投递叛国建立伪政权。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