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理综合是指不分文理的那些学校的考生,而文理分科是通常讲的文综(地理、历史、政治)、理综(生物、化学、物理);高考录取时,文理分科的考生专业有限制,文综倾向于文科类的专业,理综倾向于理工科类的专业,而文理综合的只要分数达标,都可以报。
2、2015年高考录取工作从7月初开始,高考录取要按照批次顺序依次进行,首先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最后高职高专批。高考录取结果会随着每个批次的录取结束随时公布,考生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报考批次录取时间到当地的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投档分数及录取分数线会在投档及录取结束后公布。
3、录取结果公布后,被录取考生要时刻保持预留电话的畅通,录取通知书会陆续发放到考生手中。高考每个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教育考试院会公布缺额学校征集计划,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上网填报征集志愿或降分征集志愿,报考没有招够人数的缺额学校。准确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考试院官网会公布。
1、高考文理分科的具体录取方式还没有最后制定,暂时无法知道与目前高考录取有什么区别。
2、2015年高考录取工作从7月初开始,高考录取要按照批次顺序依次进行,首先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最后高职高专批。高考录取结果会随着每个批次的录取结束随时公布,考生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报考批次录取时间到当地的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投档分数及录取分数线会在投档及录取结束后公布。
3、录取结果公布后,被录取考生要时刻保持预留电话的畅通,录取通知书会陆续发放到考生手中。高考每个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教育考试院会公布缺额学校征集计划,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上网填报征集志愿或降分征集志愿,报考没有招够人数的缺额学校。准确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考试院官网会公布。
一年一度,高二年级的文理分科选择又将开始了。在重庆,这涉及至少10万高中生对命运的选择;在国内,它涉及的高中生不下百万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数千万高中生都曾面临这样的选择:文科还是理科,你必须二选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这真是一个比哈姆莱特的“是生存还是死亡”更难把握的命题。
因为,哈姆莱特的“生与死”只是一个人,文理分科却让千家万户的家长伤透了脑筋!他们不无担心:自己的孩子一旦选错方向,很可能殆害终身。然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任何一个高中生都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分科,也就选择了命运。
“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导致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将成为一句空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大声疾呼:高中阶段应取消文理分科!
取消文理分科,并不是由朱委员第一次提出。但在高考指挥棒下,文理严重分化的局面不但没得到扭转,反而愈演愈烈。于是,在我们身边,诸如文科生不知光年是长度单位,理科生不知巴尔扎克是何人等现象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这么多年,我们不了解光年和巴尔扎克,不是照样活得很好?这话不错。但是,中国未来的脊梁如果全是连最起码的文理素养都不具备的“人才”,又怎能奢谈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已走过100多个年头,培养出一大批文理兼容的大师级人物,如钱伟长、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杨振宁、苏步青、陈省身等。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人才的高中、大学求学时代全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分理分科以前。相比之下,建国后我们引进苏联文理分科模式,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对这一模式的全面“深化”,我们的“瘸腿”教育越演越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有教育学家认为:文理分科是一大毒瘤。
1959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的文化危机。
这种观点颇具现实意义。前不久,我市一位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的教育,不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是全面追求升学率。学校比拼的是:我们的学生,北大考上了多少,清华又考上了多少……受形势所逼,幼儿园开始学小学的知识,小学接触初中的课程,初中学大学的知识。但到上了大学,却又反过来学习幼儿园的知识——公交车上应该给老人让座的起码文明、礼仪,竟被不少人搞忘了!
当然,这不能全怪罪于文理分科。应当说,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制度从未停止过修修补补。但至今未能解决实质问题。“一考定终身”仍是铁的事实。而考与不考、怎样考,取决于你在高中阶段对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重庆麒麟国际象棋学校董事长杨盛瑜以切身实践指出,文理分科是不科学的,“作为20年前的文科生,在工作中我虽然不乏形象思维,但深感数理逻辑的欠缺,这影响了我对大局的把握!”杨反诘:马克思算不算文科大师?但他的微积分题解很多数学家都做不出来!爱因斯坦算不算物理学大师?但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了专业水平,钱学森认为,“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我虽然不赞同当下中国要培养出多少大师,但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
然而,目前高考很难摆脱它附带的身份、地位、前途等一系列本不该由它承担的东西,文理分科也就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土壤。
怎么办?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在上海第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年会”上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能取消吗?
文理分科戴着脚镣跳舞 文理分科后遗症
“绕来绕去,话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写起文章来有时三四十个字也没有一个标点符号。”1989年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的刘德圣,是我市某设计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刘在单位上业务能力、外语和计算机都令人满意,就是有货表达不出来。
“时常,我的几个朋友一起笑谈历史典故,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但还是陪着他们笑。笑过之后,觉得心里空荡荡的。遗憾啦!”学土木工程毕业的刘德圣说自己该早点意识到,学文科知识的重要性。“听一些高水平的社会学专家的讲座,就是来劲。他们知识渊博,把抽象的原理讲得简单易懂,幽默风趣。”如今,刘德圣也去买一些《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康德哲学》等有助于开拓自己眼界的书籍。“没事就翻翻,补补课也好。”
与刘德圣相比,重庆一中优秀的文科教师刘艳是另一番情形。“同事们常对我写的一些论文或发表的文学作品,评头论足。他们说我的文章最大优点是引经据典,比较大气。不足之处在于逻辑性不太强。我想,这可能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文科毕业生的通病吧。”刘艳谈到了自己的生活,“我和丈夫都是学文的。儿子的周末,从他能读书识字起,就跟着我俩在名著或哲学书籍前度过。在同龄人当中,儿子读书算多的了,思想也比较早熟。儿子上了初中,对物理、化学提不起兴趣,经常有一些习题不会做,便跑来问我和丈夫,‘去找外公、外婆。’我俩一头雾水,只好叫他去请教外公外婆——退休的物理教师和化学教师。
“随着游戏、动漫、影视等文化产业市场的不断扩大,社会对文化娱乐需求的不断增长,新兴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将得到极快发展,而这些行业的支柱性人才——创意人才却跟不上市场需求,好的创意人才实在是少得可怜。”重庆新坐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经理告诉记者。
“我们需要异想天开的人才。但这些人才的需求缺口已达到74%。”孙经理说,“这种短缺跟我国的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有一定关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应试教育,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另外,从高中教育起我国就将学生进行文理分科教学,造成许多艺术专业院校的学生在文化与科学知识上根底欠缺,很难在创意领域发挥才能。而近年异军突起的广告、影视、商务策划、软件开发、艺术设计等文化类产业,恰恰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创意型人才。”
四川美院设计系大四学生刘芸,高中时读的是文科班。她告诉记者说,“我觉得压力好大,科技知识对我来说太枯燥,但又不得不学。”记者在刘的床头看到,除了《英国文学》、《美术史》等书籍外,还有《奥秘》、《机器人》等科学书籍。“科技发展这样快,逼得你不得不从头加紧对这方面的学习。但好多东西都断层了,中途再将其拾起来,收获并不是很大。”
两三年前,重庆交通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专业从高中理科班中招收了一批学生,一段时间后,一些理科生明显感到“有点跟不上节奏”。“我在班上有一些要好的同学,高中时他们读的是理科,连基本的剩余价值、几大洲几大洋,梁启超是谁都不知道。在学习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时,变得更加吃力,觉得很难理解和记忆。他们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但在学文方面与文科生相比几乎没有多大优势。”该专业一位高中时读文科的男生告诉记者,“我理解他们。换了是我,如果让我去读理科,说不定更惨。”
文科、理科:鸿沟真难跨越?
40多年前,英国人查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了文理分科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的文化危机。这样的危机今天仍存在。
3月28日下午6点10分,记者在重庆一中高三教学楼楼道,碰巧遇上戴着厚厚眼镜的理科学生李勇,“三楼有5个文科班,一楼和二楼是16个理科班。“本来6:30晚自习的,你看大家全坐在教室里了,根本不用老师监督。一楼左边3个教室全是理科班的尖子生,准备考北大清华的,就是下课了,你也很少看见他们出来活动。”李勇告诉记者。
“老师也给我们讲不要搞题海作战,但考试一次比一次重要,自己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初三毕业时,暑假期间还有空看看《红楼梦》、《唐诗宋词》。上高中后,爸爸说我不听话,考试又不考这些。后来,我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地起床、刷牙、吃饭、上课、做作业,睡觉很少。”李勇说自己已经没有了读小说的兴致,几乎是麻木不仁地朝着理科的梦想进军。
透过窗户,记者看见教室里书桌上一堆堆的试卷和书本,问李勇,学了理科是否还有时间读文学书。李勇摇头,“高一下期,我被分到理科班后,感觉功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了。抽屉里,书包里,清一色装满了参考书、练习册、作业本。参加奥赛的同学,桌上更是堆满了《奥赛金牌题典》、《高中化学专题方法》等书本,光是这些书名,把眼睛都要看花。”
重庆八中高二文科学生杨柳的话,基本代表了许多文科生的观点。“因为数理化差,而且喜欢文学和历史,所以选了文科。班上很多同学对理科兴趣不大,分数不高,也没有成就感。分班后,化学、物理对文科生来说成了‘豆芽’科,没有谁认真上,老师只是象征性地讲一讲,我们随便听听。要么干脆懒得听,每个人手上一本金庸小说或《希腊神话》。”杨柳说,“但我妈妈跟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我读理科,因为理科生有更多的学校专业选择,就业形势更好。”
杨柳讲到了同班同学,“有的同学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还有的同学特别喜欢写作、擅长演讲,他们一片吟风弄月、书生意气,不屑于了无生趣、抽象的数理,更爱充满哲理的故事和悲壮的历史。”杨柳坦陈,“我们(文科生)跟他们(理科生)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跟他们谈话,费劲。他们不知道钱钟书,没听说过陈凯歌。他们说的什么化学反应我们也不懂。他们就知道成天研究‘原子核的人工转变’,画一些不知所云的图,甚至见了楼房眼里全是对角线,对飞过来的足球做受力分析。他们不善表达,比较内向。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成绩不好才读文科的学生,我们的生活太乱,没有价值。”
在采访中,记者曾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42中校长叶辉,为强调文理兼容对教学的重要性,在学校的一次教职工大会上说:希望理科老师能用哲学、历史的方法来解题。文科老师,也能利用物理、地理知识来解题……话音还未落地,下面已是嘘声一片,文科教师和理科教师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后来,经过叶辉阐述,两科的教师们才明白过来。
“文科、理科,确实该多一些沟通和配合。”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老师有点担心,“文科教师埋头搞自己的研究,理科教师深入钻研自己的专长,两科教师很少来往,更别提学术交流。现在,国家要求学校能培养出综合性的人才。但是,又有多少教师自己具备扎实的综合知识呢?相信谁都不会乐观。许多教师的内心深处,都打下了文理分科的烙印,他们习惯于只专注于自己所在的领域,而对其他知识漠不关心,其结果,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偏差。但是,这些教师却要承担授业解惑的师道义务。那么,谁又对学生的将来负责呢?这是目前国内教育系统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
文理兼修回味甘醇的岁月
文科理科并驾齐驱,在两个王国里自由骋怀,这种岁月成为美好的回忆。时间越久,文理分科越明显,这种感觉就来得越强烈和真实。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物理教研组82岁的退休教师董贞熙,至今仍怀念那段日子。“1940年,我进入黄桷垭的一所教会学校广益中学(现重庆五中)上高中。那时没有实行文理分科,但班上的同学都知道,谁的化学、物理好,哪些人的文、史、哲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爱好。高中时,我很喜欢物理,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以及西方有名的哲学书籍,几乎都被我通读了一遍。那时也没有太多的作业,大家学得都很轻松、愉快。闲暇时间,几位要好的朋友还在一起谈古论今。三年后,高中学习结束。有的同学参加了工作,想考大学的就复习准备。我的各科成绩比较平衡,在物理方面多用了一些时间,后来考上了中法大学,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从事物理力学研究。”
“高中时,我们也学语、数、外、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目,与现在的学生差不多。那时不分科,同学们不但学得比较全面,同时也还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时,大学分为三类。一类是理工科,二类是医、农科,三类是文科。在高中结束前两三个月,大家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有侧重地接受老师的补习,然后去考大学。1956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生物教研组退休教师张瑞燕告诉记者,“大学虽然读的是理科,但我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仍对文学、历史比较爱好,始终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在口头和文字表达上不觉得吃力。”
1959年高中毕业,现巴蜀中学的江崇明老师认为,“最理想的模式应该在我们那个年代。”重庆晚报考评办公室的邵健,1962年从巴蜀中学考入四川大学。“也就高考前一两个月分班重点复习一下,而不是分科。我后来听说现在分成文理科班了,为什么分?我不明白。第一个反应就是分开后这些娃儿能学些啥子呢?”
记者大致调查了一下中国的大师级人物:钱伟长、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杨振宁、苏步青、陈省身……他们学贯中西、文理兼长,既能搞科研,又能写诗词。通过比对,记者竟得出一个沮丧的结论:他们的中学和大学求学时代,几乎都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在他们之后,已很难找到能与之对话的人了。
我国近代物理力学奠基人之一、世界知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2001年,89岁的钱老回母校苏州中学参观,与校友、师生座谈时谈到,文科、理科都是可以学好的,关键在于要树立学好这些知识的精神和动力。
国外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爱因斯坦,他同时是音乐家,演讲家;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佛逊,集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于一身。著名画家达芬奇,同时还是科学家。法国数学家拉佛阁,文学修养甚至超过了文科生,他所偏爱的作家包括在沉重和苦难中拉人生之纤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位法国使馆文化官员说:“拉佛阁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的论证报告长达几百页,用词准确精美,算得上一部真正的著作。”
王蒙在谈“科学·人文·未来”时说,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达芬奇,罗蒙诺索夫,莱卜尼兹等等。
在中国应试教育沉疴已久,文理分科大行其道的现实下,这种怀念不会减少,只会增多。
将近30年我们就这样分过来了 被动的选择和固执的坚持
中国的文理分科,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中国的教育制度的后天发育中被动接受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苏联损失了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以分科教育来培养社会和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事实上,后来前苏联对此也作了修正。但我国在五十年代初就照搬“苏式”,并长期实行。造成很多学生严重偏科现象,文理兼通的综合性高水平人才,没有发展“土壤”。
1949年后,为培养专业人才,首先从外语学校开始,成立了西安、重庆、南京等8所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并在50年代进行了专业大调整。
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院系大调整是新中国成立初的第一次高校合并。这次大调整的历史背景是建国初期工业化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需要高校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自1952年起,国家将同类专业合并成专业学院,为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轨道,建立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高校办学体制。50年代的高校合并将各高校的相同专业集中合并为新的单科院校,虽然工科院校和专业得到了加强,但专业面窄,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文法、财经等学科又砍得过多,伤了元气,较单一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更趋困难。
上个世纪60年代至文革结束前,高中一般不分文理,学生学两年便进入社会。或者因成分好,被推荐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其后,为分类选拔人才,高中文理分科趋势加剧。从1977年算起,中国的文理分科差不多已有30年历史。
从1992年开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全球化的需要,高校进行新一轮的合并。通过不同学科性质的高校合并来形成综合性大学,改变了单科性高校人才培养的局限性。文理渗透、学科融通、知识交叉的课程体系形成,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条件得以改善。
1997年,中国高校扩招,更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应当说,应试教育的影子该逐渐淡去。但事实上,这种影子反而更加清晰了:文理照样分科不说,中学生负担更加沉重,为了提高升学率,生源大战铺天盖地。现在中国的中学生比过去学得更苦更累……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理分科圆了不少人的大学梦。但这种梦的实现,来得太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理分科的弊病越来越明显。
拿什么来拯救你:文理分科
1998年下半年,教育部提出“3+X”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在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的基础上,加考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或综合科目中的一门或几门。
2004年,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省、市,开始实施教育部的“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新举措。
但这并没有改变文理两科分门而设的现状。重庆的部分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对此感到担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
西师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导易连云认为,“学校分文理是为高考做准备。目前的考试方式不合理,仅仅取消中学教学文理分科,而高考不变,丝毫不起作用。高考一旦改变,自然有了风向标。”
“也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方法。”童贞熙有一个在德国读11年级的孙子,跟父母在德国已生活了13年。“德国的义务教育是13年,小学4年,从5年级开始,学生分流到好、中、差学校。从12年级开始,根据学生的情况,文理学习才有所侧重。我的孙子理科成绩好,他在理科方面加强了学习。”童贞熙告诉记者,“在德国,成绩差一点的学生最后进入了技校,中等的学生进入中专,优秀的学生就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他们的文理知识相对而言,比较全面。”
西南农大农学与生命科学院长李加纳说,“但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太稀缺了,估计短时间内做起来很困难,普及高中教育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到的。一些大学也在采取补偿措施,在大学低年级加强文、理、艺各科公共必修科的建设,文理必须选修一些基础课程。如文科生的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导论、数理逻辑等等,全部纳入必修的学分。”
重庆一中高三班主任生物老师陈渝认为,“如果要取消文理分科,教育行政部门要将这一项政策的执行纳入对学校的评估打分。可以学习上海3+X+1的大综合考试综合考核模式。这里面分不清有多少比例的物理知识、政治知识、地理知识,模糊文理的界限。比如中东战争的材料分析题,就涉及国体政体,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生物、医学等知识。然后在尊重个人志愿的基础上,针对农理工等专业设置类别考试,从政史地理化生中选考一门。”
这一点,与2002年重庆师范大学在该校化学学院设立国内第一个科学教育本科专业的作法有点相似。该专业融入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天文等课程。虽然仍是一种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但它对促进文理合作具有实际意义。它培养的学生,大多对文科知识有相当的兴趣。目前,该专业学生吕晶,创作的一部校园小说《边走边唱》,已成功上市。这部小说受到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的大力推荐。一些青年作家称赞其作品“书中涉及了大量的知识与引用,充分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面与内在修养。”
“文理该不该分科的问题已讨论很久了,都没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市教委信息中心主任黎拥宪说,分科与否,得经教育部批准。“文革后,高考作为一种最公平的竞争方式,还在发挥着它的社会效益。但怎么调整呢?又恢复到以前吗?教育部研究那么多年了,又改革了那么多次。不是没有人想努力使其更好,有些问题,说来容易,做来难呀!
2004年11月,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上海参加第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年会”时向与会者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教育部门计划采取相关措施,从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淡化文理分科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考承担了太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东西如身份、地位、前途等,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只是在形式上取消文理分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不会消失,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文理两科:分还是不分?
支持文理分科:
29中高二学生高敏:分科可使学生学有专长,理科好就只需钻理科。分文理也便于学生选择专业嘛!这有利于自己个性的发展,真正做到“术业有专攻”。
重庆工商大学大三学生杨洋:赞成文理分科,我们河南以前就搞过大综合,科目太多、复习面太广使学生的压力太大了。分了文理科可减轻学生很多负担,从而不会因为要应付高考,花时间在自己不擅长或是不喜欢的科目上了。
沙坪坝区学生家长刘馨:可能分科还是要好一点,如果不分科,我的女儿考不上她现在读的那所好大学。
四川工业学院中文教师傅莹:我认为还是要分科。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各有所好。再者现在高中生已经很辛苦。还眉毛胡子一把抓吗?真正的补偿应该是进大学后,文科生要求必须选修理科的课程,而理科生必须选修文科的课程。取消分科,无非是想提升培养的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这是目前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而效果也是一样的。
分不分都一样:
南开中学高一学生蒋东:分不分都一样,我的两科成绩基本还可以,我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考大学影响不会很大。
高新区学生家长张鹏:文科理科究竟该不该分,这不是你我谈论的问题,教育部才最有发言权。
西师管理学院院长秦启文:谈得太多,不能改变现状,只有浪费大家的时间。从一个人的综合全面发展来讲,应该取消文理分科。但从门类知识来将又应该分,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在所有领域取得成绩。如以后要学什么方向的自然科学,分科就有好处。关键看什么时候分,分到什么程度。
反对文理分科:
重庆交通学院新闻专业学生王萍:高中阶段要广泛的接受知识,对一个人形成完整的思维方式是有帮助的。所谓的术业有专攻的事情应该留在大学再去做。在高一或高二,就把自己定在哪一科上不是明智的决定。而是应该在通过了高中三年学习,普遍接受的各种知识后,我们才能较清楚的了解自己的爱好和专长,从而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储备系统,是我们以后再学习、深造的前提。
巴蜀中学副校长金永:中学的每一学科都是基础,在几十年之后都会用到。科学教人求真,人文教人求善,艺术教人求美,多种课程的设置才适合人的全面发展。
南开中学教导主任肖力:取消文理分科不管谁呼不呼吁,迟早要取消。因为已经不适应社会要求,注定要消亡。只不过中国发展慢一点,需要一定的时间。
重大贸易与行政学院院长曾国平:文理分科曾经对因材施教,差异化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文理都不能放松。许多文科生在进入文理兼收的专业后,《统筹学》、《概率》等根本学不懂。考试不及格,压力又大,这不利于人才的继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