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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然、杨小平《汉语新词新语年编 （2 0 0 6 - 2 0 0 8 ）》序

词海拾贝 珍藏民族文化演进的历史记忆
——宋子然教授著《汉语新词新语年编》序
杨文全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Language,P.221）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也说：“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词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交际手段。”（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27页、354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词汇研究应当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
语言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的确十分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迅速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及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当代汉语新词语也随之不断产生，呈现出“词汇爆炸”式的急遽增长趋势，近三十年来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汉语新词语衍生变异最快捷的一个时期。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调查统计，当代汉语中每年均出现1000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这既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词库，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汉语词汇发展的动态面貌。
新词新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最能迅捷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状态的活语言材料，具有丰富的人文蕴涵。新词新语既是基本词汇的来源，也是人们表述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的流行形式。因而，有关新词新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仅能为当代读者查检某一新生词语的意义提供释义和例证，而且能为汉语词汇史研究、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还能为文化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提供能反映时代特征和历史痕迹的语言材料。
有关汉语新词新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热潮。在吕叔湘先生《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的倡导下，1986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编写组，密切关注汉语新词新义的发展变化；一些学者先后编纂出版了一批新词新语词典。国家语委和一些高校的语言监测机构等也非常关注语言的动态变化，如近几年教育部连续发布了由专家、教授等主持编写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绿皮书，这些都为我国语言研究贴近语言生活现实、及时揭示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开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风气，对改变语言研究总是滞后于语言自身发展面貌的状况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出现了许多鲜活而富有表现力的新词新语，其中一种带有“族群化”生产特征的造词方式尤其值得关注。词族是指同一语言系统内具有某一共同形式特征的一组词语聚合体（包括同素词语、同缀词语及谐音同字词语等）。词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词族仅指同语素词语族；广义词族是指具有某一共同构形特征(模标)或语义关联(义标)的一群词语的聚合体。如形容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人的词语“追星族、月光族、暴走族、啃老族、奔奔族、驴族”，又如表示一群有共同消费需求的人一起合伙消费的词语“拼族、拼车、拼房、拼饭、拼书、拼旅游”等。这类表示同一类属中不同种类、性质或状态的词语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知的细密化。事实上，通过继承、引进和创新，这些新词语已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家族像似性”的类义词族，我们可把它们抽象为“X族、X奴、X门、X吧、X热”和“拼X、晒X、垃圾X、绿色X、山寨X”等形式。这些新生词族具有相当的类推性和能产性，它们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词库、构词方式和表现手段。据统计，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采用计算机半自动提取的方式对2007年度新词语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新词语的特点之一是大量使用词语模类推构词，词族化表现明显，词族化的新词语占27.55%（李宇明2008）。
截止到目前，有关汉语新词新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成果非常丰硕。首先，表现在词典编纂上，三十多年来大约出版了100多部各类新词语词典、年编。其次，发表了大批新词语及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不论是一般的学者、研究生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将关注的目光、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对新词新语的讨论与研究之中，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当代汉语词汇的深入研究与理论建构。此外，也有少量的专著陆续出版。正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宁先生在“第七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17日-21日，由河北大学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上所指出的那样：“近三十年来，汉语词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门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词汇研究大有作为”。
在既有的众多研究中，新词新语词典的编纂蔚为大观。新词新语词典一方面及时记录了汉语词汇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词汇有形记录重要的载体，向读者呈现了汉语词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概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当代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历史影像，是反映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宋子然教授在新词新语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方面颇有心得，成果丰硕。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关注并研究当代汉语新词语，致力于编纂《汉语新词新语年编》。除了开设专门的课程、引导研究生共同关注新词语、撰写和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外，他还身体力行，从各种纸质媒体、网络媒体和有声媒体中广泛搜集各种鲜活的新词新语，特别注重对《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录的新词语的搜集、整理，然后以“年编”的形式陆续编纂出版。由于他对汉语新词语研究的强烈兴趣和持之以恒的执著精神，《汉语新词新语年编》才得以不断地面世、奉献社会。现在“年编”已经连续出版了四卷，即1995～1996年卷、1997～2000年卷、2001～2002年卷、2003～2005年卷。目前《汉语新词新语年编》（2006～2008）亦已完成、即将出版，这些词典的出版充分显示了宋子然教授对汉语新词语的整理和研究做出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很难，更何况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致力于对一套多卷本的“年编”式词典的编纂，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宋教授专门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和相关高校教师从当代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体、广播影视等有声媒体和手机网络等电子媒体等各种“活”的语言材料中搜集新词语；这项工作十分艰巨，除了要做大量的语料整理、汇总、分析外，还要有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鉴别力。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古汉语研究的学者，宋教授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又对当代汉语词汇的动态变化高度敏感，所以能以“史”的视角来观察和阐释当代汉语词汇，特别是在新词语的源流考镜方面有着比一般词典编撰者更胜一筹的创见，在新词语的理据探索和词义训释上比同类词典更为细致深刻。
概括起来，宋教授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2006～2008）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语料新颖，搜罗宏富。搜集的语料从音节的角度说,有单音节的如“踩”“潮”“飞”“囧”“砳”“雷”“冷”“槑”，也有双音节的如“奥步”“笔替”“糙女”“蝶吻”“二爷”“非遗”“闺蜜”“婚奴”“嚼吧”“圐圙”“裸官”“没女”“闹托”“劈腿”“群聊”“肉鸡”“山寨”“投霸”“沃客”“鞋袭”“英雌”“职粉”，更有多音节的如“凹造型”“跛脚鸭”“叉腰肌”“打酱油”“二奶门”“俯卧撑”“骨灰级”“红衫军”“监控门”“酷抠族”“萝莉控”“没营养”“脑残体”“陪拼族”“轻熟女”“肉松男”“闪婚族”“痛快吧”“卧谈会”“限塑令”“艳照门”“朱坚强”“爱情走私”“半糖夫妻”“仇官心态”“电眼型男”“二奶专家”“福利腐败”“高薪跳蚤”“汉语托福”“括号待遇”“恋前体检”“美丽垃圾”“鸟巢一代”“人肉搜索”“三高女郎”“网络同居”“行政奢侈”“一号网友”“纸面富贵”“边际贡献奖”“城市依赖症”“大肚子经济”“非典型腐败”“股市症候群”“很黄很暴力”“后现代妈妈”“假日综合症”“零成本暴利”“手机幻听症”“新明星学者”“爱心护理工程”“等额配比基金”“个人合作建房”“国际高考移民”“汉芯造假事件”。其中既有语素、词、短语，也有小句等语言单位。另外，词典还收录了不少数字词、字母词、中西合璧词，如“419”“8147”“3S女郎”“4S店”“90后”“CPI”“KTV”“KUSO”“K歌”“K书”“NONO族”“QQ群”“π型人才”等等。搜集的语料全为“采铜于山”的辛苦劳作的结果。
二是按年编排，音序排列。整部词典秉承按年代编纂词目的一贯原则，以尽量准确揭示新词新语出现的时间。确定一个新词语的产生年代是语言学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要判定一个新词语出现的确切时间殊为不易，但是词典编纂者用心搜罗考订的结果，必将为现在和将来的汉语词汇研究者提供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
三是按语翔实，释义详尽。本出版物中每个词目下都有按语。“按语”不同于一般辞书的释义，其内容除了分析说明该词目的意义、用法之外，还着重介绍该词目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相关的知识和数据。这一点对于研究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加深对相关词语意义的来源与衍生变异的过程的了解都很有助益。
近年来，我曾运用隐喻学和认知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对新词新语新义做过一些个案分析，因此可以说，对当代汉语新词语整理和研究与宋教授“于我心有戚戚焉”，觉得汉语词汇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应该改变学界过去只重视书面语言的研究、不注重对现实的鲜活语言材料的研究的观念。令人可喜的是,这二十多年来方兴未艾的汉语新词新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汉语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风气。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风气之下，宋子然教授持续不断地编出颇有分量的多卷本新词新语词典，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无疑具有推动的作用。我对宋教授这方面的工作由衷景佩，因此我非常愿意以一名后学者的身份向喜欢了解或研究汉语新词新语的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出版物。是为序。
杨文全
2009年4月28日于川大沐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