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一般有几个人

一般十几人,没有固定要求

明、清最高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一·丞相的废除与内阁的建立。

元至正二十四年（红巾军宋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相国。洪武元年（1368）改为左右丞相。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三司，改变行省政治直属中书省局面。同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唯余丞相。洪武十一年，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洪武十二年，谪斩右丞相汪广洋。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维庸案发，株连万余人，废丞相、中书省，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并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以“辅太子、备顾问”。建文帝改革翰林官制，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

二·内阁的发展

永乐时，内阁初置为七人，以侍读、修撰、编修等职入阁，不足五品。其职初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以顾问、拟票（拟定文草）等。初以解缙为首，后胡光，后杨荣，今以资历或入阁先后为序，并无职务高下。

鸿熙帝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重置各殿阁大学士，增设谨身殿大学士。设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并以封阁臣。鸿熙元年，仁宗设宏文阁，以杨浦掌理，“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明仁宗宝训），即负责听取意见，作为对内阁决策的反馈。当年，仁宗崩。宣德宣宗立，将宏文阁并入文渊阁，杨浦入内阁共事。宣德年间，宣宗特赐文渊阁印。内阁凡机密事，加封文渊阁印入内，其它公文加翰林院引移各衙门。

英宗正统三年（1438），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内阁，并为三孤，兼六部之职。已为至尊。其实，英宗尚幼，事皆决于太后。太后不欲专权，每事皆付内阁议决。内阁权始重。英宗正统七年（1442）翰林院落成。翰林院迁出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正式分立。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李贤“掌文渊阁”，始为首辅次辅之分。

弘治七年，内阁专设阁员典诰敕，嘉靖中止。嘉靖十六年，世宗修缮内阁馆舍，完备制度，内阁制度至此已备。

嘉靖世宗时，首辅权位渐重，“李时为首辅，夏言次之，顾鼎臣又次之”（明史·顾鼎臣传），至万历张居正至极。其时，一切政务由首辅票拟专定，次辅坐待之。

三·阁臣的选拔

阁臣的选拔有三种形式：特旨、廷推、枚卜。

特旨为皇帝亲自下旨擢拔入阁。始永乐建内阁，七阁臣皆为擢拔。后亦有皇帝幸臣密荐，而帝特旨入阁者。这种形式，要求皇帝对被擢拔者有较深的了解，因此选择范围较小，而且有给权臣以任用私人之弊。

后逐渐更为廷推，也称会推，即由九卿及各科道官员共同推举阁臣，由皇帝圈定。此法教公，但是随着晚明党争加剧，廷推逐渐陷入困境，随产生枚卜之法。

枚卜是由吏部推荐候选名单，然后由皇帝抓阄决定。初行于万历晚期，盛于崇祯年间。

阁臣的选拔，如明史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史·选举志二），在隆庆朝之前，皆由翰林中选拔，以典诰敕为试。至隆庆朝穆宗时，“内阁政事根本，宜参用诸司，无拘翰林”（明史·骆问礼传），始参用诸司大臣。至崇祯时，国事变换，内阁选用已不以文辞为先，多以票拟、策对为选拔依据。崇祯帝还提出从六部每部擢拔阁臣。但随着明朝覆亡，此议未行。

四·内阁职权

内阁的职权大体有票拟批答之职、草拟诏敕与封驳之职、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经筵进讲之职。

1。票拟批答即对各衙门、臣僚进献的奏章，草拟答复或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决策。从票拟职权的初设看来，内阁只是秘书机构。然而，随着仁宗、宣宗时，内阁票拟制度被明确固定下来，票拟成为内阁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手段。由于皇帝决策前，必须经过内阁的票拟，草拟政策处理意见，在皇权和司礼监权利较受限制的时期，重要的决策主要由内阁票拟决定。

票拟大约经历了“同宣协恭”、首辅专票、分票三个时期。早期，众阁臣商讨拟票，交由皇帝斟酌，若意见不合，则发还改票，多时可至五改，形成皇帝与众阁臣之间的政治协商。到了弘治以后，首辅权威渐重，严嵩、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个人“专票”，政事皆决于一身。同时由于帝权的衰弱乃至缺失，首辅的行政权力变得相当庞大。天启年间，魏忠贤矫旨命内阁分票，首辅不得专权票拟，渐成定制。但是首辅的权力依旧远远高于其余次辅。

2。草拟诏敕与封驳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所谓封驳，即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太监假传圣旨，可以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由于诏敕需由内阁初，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3。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

大约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对于密疏进言者，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一般必有答复。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需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密疏则可以留中不发。密疏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4。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其建于内阁建立之初。由于政务“必下内阁而后行”，内阁的日常行政权力由此得到巩固。内阁会审并未得到固定，始于仁宗而几经废立。初，天下刑狱决于三法司，刑部理刑名，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仁宗命内阁参与会审重囚。宪宗成化年间罢之。隆庆元年高拱请复之。至崇祯，帝以特旨以内阁参与清理淹狱。内阁由内阁会审得到对司法权的干涉。但非固定制度。

5。经筵进讲之职

经筵，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以上摘自《明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张德信著）

五。内阁机构

中极殿大学士（旧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并正五品，合称内阁（大）学士。初，不设署官，不制有司。景泰中，内阁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始制六部。

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
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
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张居正时，其实是隆庆时，当时的内阁有三个，一个是高拱，一个是高仪，还有一个是张居正。不过最后都被张居正给赶了。
其实这个是不定的。
在张居正还是次辅的时候，是有5.6个的。当时高拱是首辅